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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推想：匪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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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推想：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
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6]中写道：
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
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
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
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
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
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
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
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
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
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
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
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
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
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
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
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我不清楚当时当地的物价水平，仅仅从田租或土地税的角度看，“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
，土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大有什一而税的儒家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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