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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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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一会儿把英国推进绝望的深渊，一会儿又让它浮上胜利的**。
历史学研究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背景，它同样有希望也有失落。
历史学的专业化倾向加强了，过去那些有钱有闲的绅士用业余时间写作历史的情况不再存在，历史学家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大学教授的职位增加了，其人数之多足以使他们每个人都专门集中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
但这是个十分危险的倾向，结果是历史学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机会减少了。
专业化倾向与大量增加的史料有关，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向公众开放，更多的文件需要历史学家去整理，在历史学界，要成为无所不知的通才已经不大可能。
当历史学家在自己专业的范围内忙于梳理时，他们发觉对研究范围之外的事几乎一无所知，满足不了公众的要求。
公众于是表示不满，史学家的队伍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仍然致力于专业化研究，另一派则想为历史提供意义，提供一种历史哲学。
费边社历史学家就试图提供这种哲学。
20年代末，英国工党开始掌权，历史学家以同情的目光审视这个过程，尝试解释其中的原因。
他们研究工业社会的历史，展现劳工经历的苦难，寻找工党与工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1894年韦伯夫妇出版了《英国工会运动史》（HistoryofTradeUnionism），1897年又写出《工业民主》（IndustrialDemocracy）。
此后，韦伯夫妇写了许多著作，其内容涉及司法、地方政府、城镇、农村劳工等等，十分有力地揭示了工业社会对工人生活的影响。
他们之后，另一个费边主义者G.D.H.柯尔同样多产，同样有才华，他的多卷本《社会主义思想史》（AHistoryofSocialistThought）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
第三位重要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是托尼，他在社会史与经济史研究中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也使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
托尼强调普通劳动者的历史地位，作为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相信对劳工的同情合乎人类本性。
他为工党写了不少小册子，并为工人教育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
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andtheRiseofCapitalism，1926年），这本书奠定了英国宗教社会学的基础。
他在书中说：历史的任务是“鼓励和激起人们生存的勇气，而不是制造尸体，通过扩大人们的知识范围来增强人们的理解力，从而在我们时代面临的问题中看到新的天使”
。
自托尼以后，社会史就更加是“没有政治的历史”
了。
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人们对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老问题失去了兴趣，历史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上。
柯林伍德（R.G.gwood）发展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认为过去并非是一堆死去的材料，而是活生生的体验物；历史包含着对过去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只能通过历史学家的思考和体验完成。
历史学家需要运用想象力，但过多的想象又可能破坏历史的真实。
如果认为历史独立于历史学家而存在，那么，它要么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要么就得承认有多少个历史学家就有多少个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就是对过去的探讨。
然而对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来说，由于无法体验当时人的真实感情，过去也就没有意义。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历史的意义需要到历史之外去寻找——无论是到基督教还是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如果不经过与史料对话，就有可能毁掉历史学。
剑桥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artfield）揭示了历史学的另一种危险倾向，即根据现在的需要去解释过去。
他攻击辉格派史学家如马考来和屈维廉等人，他们把路德看作宗教自由的起点，把以后发生的事看作是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而历史学家永远站在进步这一边。
这种辉格派观点遭到巴特菲尔德的猛烈攻击，他认为，“假如我们把现实看作是绝对的而把过去的历代人的事迹仅看作是可以提供这种能力的，我们没有认识到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自身也是相对的，我们丧失了发现我们自身的思想和偏见在历史长河中应有位置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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