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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此等行政上的弊窦，随处可以发现。
民兵之制，必要的条件有二：（一）为强敌压迫于外。
如此，举国上下，才有忧勤惕厉19的精神，民虽劳而不怨。
（二）则行政上的监督，必须严密。
官吏及保伍之长，才不敢倚势虐民。
当时这两个条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免弊余于利。
至于伍保之法，起源甚古。
《周官》大司徒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
五比为闾，使之相受。
四闾为族，使之相葬。
五族为党，使之相救。
五党为州，使之相赒20。
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这原和《孟子》“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之意相同，乃使之互相救恤。
商君令什伍相司（同伺）连坐，才使之互相稽查。
前者为社会上固有的组织，后者则政治上之所要求。
此惟乱时可以行之。
在平时，则犯大恶者（如谋反叛逆之类），非极其秘密，即徒党众多，声势浩大（如江湖豪侠之类）；或其人特别凶悍，为良民所畏（如土豪劣绅之类），必非人民所能检举。
若使之检举小恶，则徒破坏社会伦理，而为官吏开敲诈之门，其事必不能行。
所以自王安石创此法后，历代都只于乱时用以清除奸轨，在平时总是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的（伍保之法，历代法律上本来都有，并不待王安石的保甲，然亦都不能行）。
裁募兵，行民兵，是宋朝兵制的一变。
自此募兵之数减少。
元祐时，旧党执政，民兵之制又废。
然募兵之额，亦迄未恢复。
徽宗时，更利其缺额，封桩其饷，以充上供，于是募兵亦衰。
至金人入犯，以陕西为著名多兵之地，种师道将以入援，仅得一万五千人而已。
以兵多著名的北宋，而其结果至于如此，岂非奇谈？南渡之初，军旅寡弱。
当时诸将之兵，多是靠招降群盗或招募，以资补充的。
其中较为强大的，当推所谓御前五军。
杨沂中为中军，总宿卫。
张俊为前军，韩世忠为后军，岳飞为左军，刘光世为右军，皆屯驻于外。
是为四大将。
光世死，其军叛降伪齐（一部分不叛的，归于张俊），以四川吴玠之军补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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