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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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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产物。
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屡次想夺取上海，沪中绅士就到安庆求曾国藩派兵往援，曾氏无兵可抽，于是就举荐李鸿章另编淮军。
同治元年（1862），李氏率了部队直投上海。
淮军的新力，加上上海的饷源和华尔及戈登所编的常胜军，以及李氏本人的才能，使他得以收复江苏东部。
李氏遂为同治中兴功臣之一，不久封爵而带大学士荣衔了。
因太平天国而立功业得爵位者确不止李氏一人，他的特别在以上海为根据地。
他到上海以前，他不过是翰林出身，居曾国藩门下而为曾氏所器重者。
至于世界知识，他毫无超于时人之上者。
初到上海的时候，他还向曾氏请教处置洋务的方针。
曾氏就用“四书”
上“言忠信”
“行笃敬”
二句话回答他。
此外，又说与洋人共同打仗，“纵主兵，未必优于客兵，要自有为之主者，与之俱进俱退，偕作偕行”
。
彼时上海已成中外通商中心，洋务的困难自是当然，然而此困难就是李鸿章的机会。
因此，他有了几个大发现。
第一，中国军器远在西人之下。
“……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苦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曾国藩。
）现代人读这种议论，当然不以为奇特，但那时候“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
者确大有人在。
李氏在上海仅数月就发现了此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头脑的灵敏。
近人有谓李氏并无所创新，他的事业实不过继承曾氏遗法。
曾李的优劣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到同治年间，李氏对于中外军器差别的认识已比曾氏深切，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同治二年（1863），李氏常有信给曾氏，要他领导天下改革。
“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
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
）同治三年（1864）他给总理衙门的信说得更激昂，更恳切。
“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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