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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但议论的标准仍然基于普世价值。
《左传·文公十四年》中，宋国边区的地方官高哀忽然被宋昭公提拔为卿。
令人意外的是，高哀放弃了这个一步登天的机会，他认为宋昭公是个不义之君，不愿在他的朝廷里做事，于是放弃卿位，逃出宋国，寄居于鲁国。
《春秋》如此记述此事：“宋子哀来奔。”
子哀是高哀的字，《春秋》对逃亡大夫例称其名，这里之所以称字而不称名，经学家认为这是对高哀之举表示赞许。
对于宋国而言，高哀无疑是一名叛徒，而且是高级叛徒，但因为他的叛逃是出于道义方面的考虑，所以反而受到了《春秋》的嘉许。
这同样意味着某种单一而普世的价值标准高于国家主权。
更有甚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晋文公讨伐曹国，在攻入国都之后公开宣布曹共公的罪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重用贤臣僖负羁，却任用了多达三百名的无能大夫”
。
我们且不论晋文公伐曹的真实意图，至少从这条史料来看，这个显然在今天看来纯属过度干涉主权的理由在当时是能够以义正词严的姿态公之于众的。
无论如何，在春秋时代的贵族传统里，“天下之恶一也”
（《左传·庄公十二年》石祁子语），“臣无二心，天之制也”
（《左传·庄公十四年》原繁语），“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恶也”
（《左传·定公十一年》叔武语），都被认为是普世的价值标准，不应因为立场的不同而改变。
而当这样的价值标准成为一个人自动自发的反应模式之后，确实也难免产生一些看似迂腐的举动。
《左传·成公二年》中，这一年爆发了春秋史上著名的鞌之战。
晋国一方，以晋国为主，郤克任统帅，有鲁国、卫国、曹国和狄人加盟；齐国一方，齐顷公亲任统帅，邴夏为齐顷公驾驶战车，逄丑父担任车右，即齐顷公的贴身护卫。
这一战齐军大败，晋军追赶齐军，绕着华不注山足足跑了三圈。
晋国大夫韩厥亲自驾车，牢牢地咬住齐顷公不放。
邴夏对齐顷公说：“射那个驾车的，他是个君子。”
谁知齐顷公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竟然答道：“说他是君子却要射他，非礼啊。”
于是只向韩厥的车左和车右射箭，将其中一人射落车下，将另一人射毙车中。
齐顷公为自己的守礼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韩厥终于追上了他，而韩厥也表现出落落大方的君子之风，他握住马缰，向齐顷公行再拜稽首的大礼，奉上酒觞和玉璧说：“寡君派臣子们为鲁、卫请命，说：‘不要让军队久留在贵国的土地。
’下臣不幸，在军旅中任职，无法逃避责任，又恐怕逃避使命会使您与寡君共同蒙羞。
下臣本不够资格充任武士，谨向寡君禀告自己的无能，但无奈国中人手匮乏，下臣才不得不暂摄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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