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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人间训》也记有荀吴伐鼓的故事，只是内容略有不同。
《淮南子》并非史书，采纳史事只是为了以历史事件阐明政治哲学上的一些原则，而这里所要阐明的原则就是“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
。
作者为此举了两则事例，第一则就是荀吴伐鼓的经过。
在这个版本里，荀吴攻打鼓国，战而未胜，晋人馈闻伦提议说：“我认识鼓国的啬夫，我有办法不劳烦军队就拿下鼓国。”
荀吴却不同意，在面对左右的质疑时这样解释说：“馈闻伦是个奸佞小人，如果让他兵不血刃地拿下鼓国，我该不该论功行赏呢？如果颁赏，就等于使佞人得志，而我国的士大夫也就会因为他的受赏而舍仁用佞。
这样一来，纵是取得了鼓国，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淮南子》对此有评论说，攻城是为了拓展疆域，之所以有开疆拓土的机会却弃而不取，是因为见其本而知其末。
《淮南子》所展现的故事版本的道德严苛性比《左传》的记载更有甚之。
“兵者，诡道也”
，这是《孙子兵法》最著名的一句，也是一切兵法中最核心的命题之一。
荀吴之所以舍诡而用正，是因为顾及军事行动会对国家内政产生的影响，换言之，对外战争其实也是内政的一部分，对敌人行诡道虽然可以轻易达到军事意图，却大有败坏国内道德风气的危险。
风俗，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是毋庸置疑的立国之本，绝对不容败坏。
在这种时候，就不必在意什么“不可因人废言，亦不可因言废人”
的道理了。
《淮南子》列举的第二则事例是弦高犒秦师的故事：秦穆公派出奇兵偷袭郑国，途中被正在国外做生意的郑国商人弦高窥破用心。
弦高假扮成郑国使者，以十二头牛犒劳秦师，使秦师主帅误认为郑国已有准备，从而打消了袭郑之想。
此事亦载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而《淮南子》的版本还有后文：弦高巧计退秦师，为郑国免除了一场灭顶之灾，这样的功劳理应受到重赏，而弦高执意辞谢道：“如果我因欺诈的手段而受赏，郑国的信誉就会败坏。
因为赏我一人而败坏整个郑国的风气，这不是仁者该做的；因欺诈而得到重赏，这不是义者该做的。”
于是弦高举家迁往东夷，终身不再返回郑国。
《淮南子》于此评论说，仁者不以私欲损害天性，智者不因利益败坏道义。
圣人深谋远虑，愚者鼠目寸光。
《淮南子》没有讲的是，假如弦高不用诈术，假如郑国堂堂正正地迎击秦国的进攻，是不是就真的符合了道义呢？以国力对比来看，郑国迎击秦国，胜算实在渺茫得很，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君子是否还应该一味地坚守原则，宁肯以国破家亡为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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