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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在道义上最关注的问题是，孔子对这些事情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评价，给后世传递了怎样的政治信息。
当然，这就要从《春秋》的微言大义里去寻找线索了。
宋人胡安国细心对比《春秋》记事的上下文，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晋国多次讨伐戎狄，在灭潞氏、甲氏以及两伐鲜虞的时候同样是以大夫为主将，但加以记载的时候称谓竟很不统一，或称人，或称国，或称其名氏，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胡氏春秋传》卷二十五）
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春秋》这些称谓未必真的含有什么微言大义，只是古人笃信于此，所以在《春秋》微妙的措辞变化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胡安国所述之“或称国”
，即《春秋·宣公十五年》中“晋师灭赤狄潞氏”
，此役晋国以荀林父为主帅；“或称人”
，即宣公十六年“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
，此役晋国以士会为主帅；“或称其名氏”
，即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
，昭公十七年“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
，定公四年“晋士鞅、卫孔围帅师伐鲜虞”
，定公五年“晋士鞅帅师围鲜虞”
。
胡安国认为，上述种种事件的共同点是，晋国以大夫帅师讨伐戎狄。
而看上去属于同样性质的事件，称谓记载上却小有差别，这正是让人耐心揣摩微言大义的地方。
细细品味下来，就会发现这些讨伐之战虽然在客观事实上极其相似，主帅的战争动机与作战风格却大有不同，所以《春秋》才以差异化的称谓表达了差异化的道德评价：凡是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而毫无恻隐之心的，则称人；凡是见利忘义而以诡计欺诈来赢得胜利的，则称国；凡是以正义之师讨伐敌人而不接纳敌人之叛臣的，则称名氏。
（1）
这样看来，《春秋》对荀吴围鼓之战应当是给予褒扬的，但胡安国坚持说，虽然道德评价有别，但称其名氏并非褒扬，而是仅免于贬而已，《春秋》用兵御侮之略尽在于此。
（《胡氏春秋传》卷二十五）
胡安国生于南宋，靖康之耻始终不灭在心，所以他在自家的春秋学里特别标榜尊王攘夷，关注“用兵御侮之略”
，对《春秋》的解释总是向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原的方向靠拢，难免有用力过度之嫌。
当然，即便对鞑虏用兵，也要以王者仁心为用——胡安国毕竟是二程的再传弟子，醇儒的严苛心术总是深植于血脉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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