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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汉武帝时代变无为之治为威权政府,传统人才选拔制度衰落,见利忘义、寡廉鲜耻迅速成为官场风气。
(1)东晋以至南朝应该算是更具典型意义的时代,当时就曾出现过寒门子弟多掌机要的局面。
清代史家赵翼分析说,那是门阀时代,高门大族门户已成,论资排辈就可以坐等高官显爵,所以世家子弟既不屑于竭尽心智以邀恩宠,又在清谈之风的盛行中视公务为俗务。
但公务总要有人去做,于是机要重权自然会渐渐集中在寒门子弟的手中。
今人多认为寒门弟子的上位是为陈腐的政坛注入新鲜血液,为疏阔无能的官场增添一些必要的实干家,这当然是一股进步的社会力量。
然而事实上这些寒门子弟把政局搞得更坏了,使贪腐盛行,一发不可收拾。
赵翼的解释是,一般而言,出身寒贱则器小易盈,不知大体,一朝上位就很容易招权纳贿,不再顾惜名节。
其中虽然也有少数好人,但乘势作奸者毕竟是大多数。
小人却拥有了君子的权柄,害处实在是说不尽的。
(《廿二史劄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
这样的政治弊端非但不是科举制度可以挽救的,反而最有可能改头换面地重现于科举社会之中,薛登的洞见其实一点没错。
然而科举积弊确实就这样长此以往下去了,终李唐王朝,任何意图改弦更张的人都难免生出螳臂当车的无奈。
时经安史之乱,在内忧外患夹击之际,礼部侍郎杨绾向唐肃宗上疏陈述科举之弊,建议恢复汉代察举孝廉的制度。
看上去这样的建议绝非应当务之急,然而杨绾有着和薛登一般的忧思:科举制度实为败坏国家风教的罪魁祸首,制裁得越晚,风教便越发难以收拾。
最令杨绾痛心疾首的是,科举考生们到处联络豪门权贵投刺拜谒,一方面趋炎附势,穷形尽相,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自卖自夸,寡廉鲜耻者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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