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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风的影响力永远大于家风，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即便是贵族君子，也不能小觑钱财。
是的，仅凭家风、教育尚不足以维系体面，物质基础同样不可小觑。
箪食瓢饮、弊衣陋巷的乐道生活毕竟过于苛刻，只适合颜回、原宪那般出类拔萃的人物。
至于普通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这句话原本指的是“民之为道也”
，然而传统贵族之所以重义轻利，家族恒产其实是一项极重要的道德保障。
追溯到周代封建，贵族有固定的采邑收入，辞职去官也可以活得体面。
换言之，股东有股份收益作为生活保障，不必依赖职务收入，雇员却只有职务薪酬，离职意味着即刻断绝收入来源。
那么显然相对于股东，雇员对职务的依赖性更强，对老板的颐指气使等由职位带来的委屈的容忍度也就更高。
于是帝王就会面临一种选择：如果更希望经营一个尊卑有序、风俗淳善的贾谊式的社会，很多时候就没法威福自作、予取予夺，而是要以十足的礼仪和恭谨来安抚那些上层人士，要时时处处顾及他们的颜面，还要注意培育地方社会的宗族自治传统；如果更希望经营一个专制帝国，让自己可以威福自作，让所有人在自己面前都同样地俯首帖耳，就不能容许除自己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股东的存在，同时还必须打破地方社会的宗族自治，转而实行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使人与人更加疏离，使人心变成一盘散沙。
这两种情形各有利弊，帝王们一般也不会真的那么走极端，而总是在这两极之间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折中点——要么更偏向贾谊式的阶级社会，向贵族化靠拢；要么更偏向秦帝国式的散沙社会，向平民化靠拢。
所以历朝历代所推行的各项国家大政都会在“贵族化—平民化”
的坐标上占据某个位置，譬如西汉选拔官员，曾经对家庭财产有过要求：有十万资产的人才可以做官。
后来汉景帝下令减十万为四万。
（1）汉人应劭论述古代风俗，说古时为求廉政，鉴于“衣食足，知荣辱”
的道理，规定只有资产十万以上的人才可以进入仕途。
王夫之反驳说，以这样的逻辑，就好比担心有人酗酒而将醉鬼请上筵席一样。
（《读通鉴论》卷三）
选富人为官与高薪养廉在思路上如出一辙，这似乎是有意在贵族政治与平民政治之间取一种折中。
然而一来人欲永无止境，二来在郡县制下，官吏的流动性极强，官吏与治下百姓之间并不存在封建制下的那种祖祖辈辈互相依存的关系，所以无论官吏的家资再富、薪水再高，依然无法杜绝他们对治下百姓的竭泽而渔的盘剥渴望。
相较之下，科举制度的表现显然出色许多。
科举制度，就其严格意义来说就是一种打破阶级壁垒，将社会扭转向平民化的努力。
当代学者往往不自觉地以今天的价值观赞美这一制度的道德意义，然而在古人看来，尤其在贾谊的后世知音者看来，非但其道德意义值得怀疑，甚至其社会功效也未必就是进步的。
道理显而易见：科举制度很容易造就主父偃那样的心理扭曲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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