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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铸刑鼎的二十三年之后，晋国赵鞅、荀寅起而效之，看上去无论秉承贵族政治传统的守旧派们如何痛心疾首，法律条文公开化还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孔子对此事有评论说：
“晋其亡乎！
失其度矣。
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
贵贱不愆，所谓度也。
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
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将铸刑鼎一事视为晋国的亡国之兆，因为他清晰地预见到，当法律条文成为晋国人的生活准绳之后，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传统礼法秩序将被迅速打破，而一旦尊卑失序，国家也就无从治理了。
这意味着，公开成文法的弊端不仅在于以有限之法条无法应对无穷之人事，更在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精神将会彻底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不可收拾的乱政，并且贻害万世。
今天我们已经将“人人生而平等”
视为天经地义，而在孔子当时，人和人不但“事实上”
不平等，并且“理应”
不平等，任何试图促进平等化的措施都将给社会带来莫大的危害。
急于批评孔子的人往往疏忽了社会结构的古今差异。
孔子时代的社会，尤其是孔子所缅怀并试图复兴的周公时代的社会，是一种小规模的熟人社会，其人情关系不仅是最牢固的社会纽带，也是最好的社会润滑剂；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庞大到无以复加的陌生人社会，核心小家庭取代了宗法大家族，散沙式的社会结构取代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人情关系的意义变得越发轻微起来。
当然，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某些乡村找到古代熟人社会的一点影子。
譬如在台湾地区的一个村落里，一名农妇对人类学家马杰里·沃尔夫如此谈起在农村经营小店铺的苦衷：
如果你没有很多钱，开一个乡村小店真很困难，因为当你同辈中认识的所有邻居和所有亲戚没钱时，他们就来要东西，而你不得不给他们。
你知道，有时如果你卖给这个人东西，他却不给你钱，当你要他付钱时，他就会暴跳如雷，说你不尊重他，并且跑到周围的人那儿说你侮辱了他的家庭。
假如你不卖给这些人，他们就对你很生气，但如果你给了，你就不可能赚钱。
在乡村开店确实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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