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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劭撰《风俗通义》，开篇直言：“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
楼钥《论风俗纪纲》也有名言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纲纪。”
这是儒家的主流观点，而良善风俗难建而易毁，毁坏力量毋庸置疑地来自卑鄙小人。
儒者普遍相信：无德无能的小人对社会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真正应该加以提防的是那些才能出众的小人。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唐穆宗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在因贪赃罪当处死刑时贿赂宦官为自己说情，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顶住压力，不予改判。
唐穆宗当面对牛僧孺说：“李直臣虽有过失，但在经济管理方面是难得的人才，朕打算宽恕他的罪行，派他到边疆任职。”
牛僧孺答道：“凡是没有才能的官员，只不过尸位素餐，取悦上级而已，没有多大的危害。
帝王立法，正是为了束缚有才干的奸人。
安禄山和朱泚难道不是人才吗，所以一朝叛乱而天下动**。
况且李直臣小才而已，怎能因他而不顾法令呢？”
（《旧唐书·牛僧孺传》）
后人于才德之辨，基本沿袭牛僧孺的意见。
《通鉴》记述三家分晋的历史，司马光有一段充满道德色彩的议论也很值得参考，其大意有五：
（1）智伯之所以败亡，是才胜过德的缘故。
（2）世俗往往对才与德不加分辨，一概谓之为贤，正是这样的认识酿成了许多祸患。
（3）才与德的关系，应当以德为统率，德为才的应用指引方向并加以约束。
（4）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用人之道，如果得不到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
因为愚人就算想作恶，毕竟缺乏作恶的能力，小人却有十足的能力为非作歹。
（5）从人情上讲，人们畏惧有德的人而喜爱有才的人，所以会疏远前者而亲近后者。
（《通鉴》卷一）
依照这样的标准，国君在任用管仲之类的人物时显然需要万分谨慎，甚至与其任用管仲，不如任用其他才能平庸却品格出众的人物，毕竟在“修齐治平”
的方略之下，统治阶层的品格感召力优于其实际的执政才能。
换言之，哪怕仅仅从功利主义的意义上讲，品德的力量也是明显优于才干的。
在这一点上，陈不占恰好可以站在管仲的对立面代表另一种人物类型。
当时，齐国权臣崔杼弑齐庄公，陈不占闻讯，决意要赴国君之难。
准备出发的时候，陈不占吃饭握不住勺子，上车抓不住车轼。
御者说：“您胆怯成这个样子，去了能有用吗？”
陈不占答道：“为国君而死是道义的要求，胆小怯懦是我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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