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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1977年至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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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毕业到北影厂
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间是1977年7月中旬。
5月，上海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较大规模的座谈会，二百余人，会期两天半。
复旦大学创作专业分得一个名额——学校给了中文系，中文系给了创作专业，老师们决定由我代表专业参加。
按以往情况，纪念周年“逢五小庆，逢十大庆”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3年，非“五”
非“十”
，相当隆重地举行分十几个座谈会场的座谈会，且要开上两天半，不同寻常。
过后，一种看法是，向社会释放信息——今后之中国，仍将高举“毛泽东思想”
的伟大旗帜；另一种看法是，向社会广而告之——中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一切将与从前不同，不同将首先自文艺界始。
确实，粉碎“四人帮”
才半年多，那次会开得令人费思量。
我一向头脑简单，之前和过后都不思量，只当是一次文艺盛会，觉得荣幸。
我所在的一组，成员皆为我所敬仰的文艺前辈——巴金、黄佐临、施存蜇、师陀、吴强、茹志鹃、黄宗英等十二三人。
有些人的名字，我此前根本没听说过，也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如施存蜇、师陀。
我们那一组发言不踊跃，气氛沉闷，显然都心有思量，也有顾虑，使轮番主持讨论会的茹志鹃老师和黄宗英老师很犯难——她们二人都是从“生活基地”
赶回上海的，除了谈深入生活的体会，话也不多。
据说，某些“文革”
中“写作班子”
的成员也在别的组里。
我作为讨论会的小组记录员很为难，每次几乎只交白纸——当时，不少文艺界人士还在劳改或在狱中呢——赵丹便是。
一天上午的大会发言，主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仍是中国文艺工作永不偏离方向的灯塔，多为表态性质。
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在发言中提到了茹志鹃老师的《百合花》，认为——像那样“小资产阶级情调浓重的作品，一旦出现，仍须批判，防微杜渐”
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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