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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寄寓”
与“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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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易传》卷七云:“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
尧舜不能加,桀纣不能亡,此真存也。”
尽管朱熹把苏轼“性非善”
的观点视为异端,但对这句话却很欣赏,因为程朱理学讲“性”
,也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的。
此在本书第二章中已有阐论,这里重提,是为了说明,宋人都将“性”
视为人的生命本体(尽管对“性”
的理解有种种不同),也都将保存这种本性视为人生的终极价值。
周、程(颢)一派正是以此作为“颜子之乐”
的哲学根据。
但依苏氏的学说,“存性”
的方式有“独存”
与“寄寓”
两种,“独存”
为颜子所至之境,苏轼本人则更提倡“寄寓”
一义。
“寄寓”
于入世的各种创造活动,而同时能反省和保存超越本体“性”
,这才使“寄寓”
者既依托于大地,又背负着青天。
所以,“存性”
不但在理论上是“寄寓”
的逻辑前提(不“存性”
就谈不上“寄寓”
,而是陷溺于世俗了),在现实的人生过程中,它也是“寄寓”
的目的,即通过丰富的人生实践来证悟、了解“性”
的真谛。
我们谈论苏轼的人生哲学,最终还是要讲到“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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