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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轼的文艺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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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轼通常给人一个天才的印象：万斛泉源，随地涌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是，当我们对他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进行一番比较详尽的考察后，即会发现：苏轼创作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理论、批评方面的新的思考，也就是说，他是在自觉的文艺美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
我们不怀疑苏轼可能具有常人难以比拟的一分天才，但可以断言：苏轼创造了如此巨大的文艺成就，其所凭依的主要不是天才，而是思想，即高度自觉的理性的思考。
因此，苏轼写作的实际情形，颇与我们平常想象的那种随兴而作、一挥而就的情形相异，据他的学生李之仪的记载：“东坡每属辞，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
议者或以其喜浓墨、行笔迟为同异，盖不知谛思乃在其间也。”
[1052]这是说，苏轼的写作并非提笔立成的，而是研墨甚久，行笔迟慢的；但一旦浓墨上纸，其文思决不滞涩，能够不停地写下去，甚或一写就是十余纸。
此两方面看似矛盾，却正如李之仪所说，“谛思乃在其间”
，是精心运思的结果。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苏轼“作文不惮屡改”
，对于自己的诗文，不以一时快笔为定，而是勤于修改，见于宋人笔记《春渚纪闻》的记载[1053]。
可与这个记载相印证的是现存苏轼的纸本行书《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1054]，涂改得简直满纸狼藉；即如其最著名的《黄州寒食诗帖》，书法方面向称纯乎天机之作，甚至被黄庭坚认为东坡自己亦不能复作的，但观其行文的内容，也仍有点窜改定之处[1055]。
此二件皆作于黄州，正值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向称才思敏捷的苏轼，竟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将诗稿改得满纸狼藉，也许是心情悒郁或避忌困扰的缘故。
但《黄州寒食诗帖》的沉着痛快的书法风格，和文字内容上的点窜相并观，则可见沉着痛快乃是一种理性力量节制下的宣泄：这宣泄是痛快的，故一无雕琢，重笔写出，却又有着强健刚劲的理性节律，故笔笔沉着，略无虚浮。
实际上，这里看不到飘飘然的“坡仙”
，这乃是一种痛苦的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冲决痛苦的艺术。
冲决的力量来自理性思考，来自理性的律动。
在《后赤壁赋》中，作者的心路历程，从人间的幽昧之地，朝向不可捉摸的世外之境，在迷离恍惚的幻觉中进行了一场人天（仙）对话，最后又复返人间。
所谓“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1056]，以交通人天的巨大思力来击穿和滤却了种种人生的痛苦，还得生命的澄澈。
秦观曰：“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
[1057]对人的本性与天命作出统一把握、透彻了达的，正是对“道”
的理性思考，而这种思考的结果即“苏氏之道”
，分明是苏轼文艺作品的灵魂。
宋人讲的“道”
，并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概念，当然最终可以归结到哲理上，但论其人生和文艺创作，也离不开“道”
。
或以为“道”
局限了文艺，那恐怕是将“道”
仅仅理解为政治意识形态，没有想到它的丰富的超越性内涵给予宋人的心灵激动和精神提升。
对于宋人来说，“道”
也是他们凭借着向艺术境界的深广处拓展的根本力量，也用来总结和指导实际的创作，并使得他们的文艺批评颇成体段，从模糊笼统的印象批评向精密的文艺美学思想发展。
如果说，程朱之“道”
主要想把人生的气质欲望净化为性理昭晰的话，那么，“苏氏之道”
显然还有另一层丰富的内涵，即把写作冲动斡运为真正的艺术创造，将人生感受超升为审美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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