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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轼的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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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评，是宋人借以表达其史学思想的一种最轻便、灵活的形式，也可能是宋人著述当中最具有生气的文体之一。
它的写作，不需要像史书那样讲求“史笔”
，也不需要像正规的史学著作（如唐刘知几《史通》）或史学论文（如《正统论》）那样严谨，常常是以某个历史人物或具体的历史事件为评论的对象，亦不必面面俱到，全面评价，只需说出一得之见即可。
内中或作考证，或生感慨，或正面发论，或借为针砭，并无一定的限格。
正像哲理随笔之于哲学论文，文艺批评之于文艺理论一样，史评之于史论，也是类似的关系。
宋人的别集中大都收有不少史评，有些标为“史论”
的，实是评论而非理论，应归入史评。
另外，笔记、题跋当中，也有很多是史评。
从历代著述的情况来看，史评大放光彩的时期，也正在宋代。
对于我们研究宋人的史学思想，这是一宗极为可观的资料，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文学价值。
苏轼的史评著作，主要是《志林》一书。
他在海南岛时给人写信说道：“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
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
老拙亦欲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
[597]由于年迈，他不能和儿子（苏过）一起抄写汉唐史书，但在课子抄史的同时，他准备写一部专门的史评著作，曰《志林》，不过没有能够完成。
《邵氏闻见后录》载：
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
惜哉！
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
之论者乎？[598]
按七集本《东坡集》的《后集》卷十一，为“《志林》十三首”
，都是论史之作，其中第一篇即是讲“武王非圣人”
的；今存宋本《百川学海》所收《志林》一卷，也是这十三篇；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二总题“论”
下注云：“自此以下十六篇，谓之《志林》，亦谓之《海外论》。”
篇数稍有不同；现在通行的五卷本《东坡志林》，其第五卷为此十三篇，标为“论古”
。
据这些情况来看，十三篇确是苏轼未成的《志林》一书中业已作成的部分，而且也只有这十三篇。
《苏轼文集》卷五就是这十三篇的内容，但分成了十四篇，其中《论范蠡》、《论伍子胥》原当合为一篇的。
但宋人书籍如朱子《五朝名臣言行录》、张淏《云谷杂记》、袁文《甕牖闲评》及洪迈《容斋随笔》等，都曾引及《志林》，而多在十三篇之外。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东坡手泽》三卷，注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
所谓“手泽”
，就是写在纸上的零星简短之文字，在宋代就已被编集起来，却移“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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