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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流放到海角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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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末、元祐初苏轼被起用时，曾在短期内连续破格升级；绍圣元年（1094年）贬窜途中的苏轼，则要连续地遭受“三改谪命”
[282]的迫害：四月以左朝奉郎责知英州的诏命刚下，迅即再降为“充左承议郎”
（正六品下散官）仍知英州，闰四月复又下诏“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
[283]。
但接下来还有更甚的，六月苏轼赴贬所途经当涂（今属安徽）时，又被贬为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马、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安置。
苏轼只好把家小安顿在阳羡（今江苏宜兴）[284]，独与侍妾朝云、幼子苏过南下。
当途经庐陵（今江西吉安）时，又改贬为宁远军（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仍惠州安置。
这样，实已五改谪命。
此年的六七月间，朝廷第一次大规模贬窜“元祐党人”
。
死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被迫夺赠官、谥号，磨毁墓碑；活着的均被流放远州，苏辙在连续遭贬后，结果又到他元丰时的谪居地筠州居住，竟像做了一场大梦一般。
“苏门四学士”
也不能幸免，这一批富有才华的文学家，适才并列于史馆，此年皆相继贬逐，进入了他们困顿坎坷的后半生，尤其是黄庭坚、秦观二人，被谪至黔州（今四川彭水）、处州（今浙江丽水），境遇甚恶。
苏轼对于自己的不幸颇能处之不惊，当他一路上受到吏民的接待和劝慰时，便发出“争劝加餐食，实无负吏民”
[285]的自我肯定之声，巍然壁立千仞；但他对于这些门生因受他连累而遭遇平生大故，则甚怀不安。
令人感动的是，他马上收到了黄庭坚寄来的问候书信[286]，并得到张耒派去的两个兵丁的护送[287]——这就是时人眼里“浮诞轻佻”
的东坡门下对待老师的真实情形。
“实无负吏民”
的苏轼，确实是在来自民间的各种帮助下，顶着来自官方的迫害，于十月二日安全到达惠州的。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288]，这个远谪蛮荒的“罪人”
竟得到了惠州人民的欢迎。
如果说，他在第一次贬谪时，对于神宗皇帝的赏识还抱着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这一次，所有支持着他的生存的力量，都是来自普天之下敬仰其人格、喜爱其才华的一般士民。
相应地，他的生存的意义也大有改变，此前基本是为了对皇帝负责，从现在起，他是为了这些人而生活了，这些人是一如既往地尊敬他的故吏、门生；不避嫌疑、不远万里赶来求教、相伴的文人学士；给他以真正的人间温暖的邻里百姓；当然还有某些正直善良的地方官，以及不少方外之交——与翻脸不认人的昔日同僚相比，这些和尚、道士给了他真正的友谊。
岭海时期的东坡居士，无论就其身份与生活状况，或就其精神依托、思想倾向与情感认同来说，都已从庙堂走向民间。
他舍弃了端笏立朝的大臣形象，而在一般士民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然后，苏东坡真正实践了他关于“水”
的一种比喻：“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
[289]他已是如此地亲近着大地，在十月孟冬之际，顿感“岭南万户皆春色”
[290]，继而肯定“南来万里真良图”
[291]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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