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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产生巨人的时代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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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农耕自然经济当然仍是发达的，而且比前代大有进步。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国境比汉唐大为逼仄的情况下，由于大力鼓励垦荒，注重经营水利，而令垦地面积不少于前代。
就在财政困难发生的仁宗时期，皇祐中田赋收入5358万[42]，比唐代初定两税时的“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
[43]，总5000万，已有所增加。
到英宗治平中，田赋更增至6776万多[44]，自此到北宋末，当然是有增无减。
然而，皇祐中王尧臣奉命统计国家财务上的总收支数目，却在12625万以上，到治平二年，收支数目是：入11613万余，出12034万余[45]。
然则仁、英时期，“两税正赋”
不过是国家财政总收支的一半左右。
另一半在哪儿呢？据庆历、嘉祐间两主邦计的张方平所提供的庆历五年的一些数据就知道了。
此年商税1975万余贯，酒税1710万余贯，盐税715万余贯[46]，这三项收入，总计已达4400万，再加上茶税、和买紬绢之类，就差不多了。
这些收入，是从少数日用品的专卖和其他商品的自由贸易中得到的税利，其总数与田赋相当。
此时，国家的财经政策已是两条腿走路：农耕自然经济——田赋是一条腿，商品经济——税收是另一条腿。
商品经济与农耕自然经济平分天下，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极其明显的。
其实，即使不借助统计数字，宋代史料中有关商品经济繁荣景象的感性描述，早已给宋史研究者一种抹不去的印象，如我们在《东京梦华录》里读到的、在《清明上河图》里看到的汴京，就几乎是个特大的超市、不夜的商城。
那样的景况，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只在上海、香港等商业最发达城市的中心地段才能见到。
关于宋代坊廓户中工商从业人员的增多、商品数量和种类的繁多、城乡市场的发展（封闭性的坊市制被开放性的市场制所代替）和商业运行机制的完备，现在的各种经济史论著都已论及，不待赘言，此只提出几点。
一是纸币的出现，这是研治中国经济史者津津乐道之事。
究赵宋政府之所以发行纸币，并非财政理论指导下的主动行为，而完全是顺应实际事务的迫切需要而被动抛出的，这反映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本身已经产生了影响政府行为的足够力量。
二是商税的数目，《宋史·食货志》载皇祐中岁课786万，治平中增60余万，时已超过840万[47]，但张方平提供的庆历五年的数额已达1975万余，不知后来何故锐减？若《宋史》无误，则想来是把张方平计入商税的某一大宗收入另行记账的缘故，即不过是自由贸易的税入与专卖收入在计算上的转换而已。
然而，即便将榷酤（专卖）收入排除在外，仅从自由贸易中所得的商税，已足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之一。
而且，若按照当时2%的“过税”
率和3%的“住税”
率的平均数2.5%来计算一下的话，800万商税就意味着3.2亿的营业总额，为当时政府经手出入的财富总额之3倍，而1975万商税更意味着接近8亿这样庞大数目的营业总额，则国计民生对商品经济的依赖，一望可知了。
这无疑是宣告着“公私无异财”
、“赋予皆自我”
的旧经济结构的破产[48]，所谓“利孔”
百出的局面，也就在如此繁盛的商品经济的运行之中必然地出现了。
三是富商大贾在宋代的较多产生。
宋真宗时王旦曾云：“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49]须知资产百万相当于仁宗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
王旦认为富民的大批涌现，是通过“兼并”
中饱私利的结果，这也是王安石所说财利被“小人私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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