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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我怎样到外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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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戊申（一九〇八）九月间，中国公学闹出了一次大风潮，结果是大多数学生退学出来，另组织一个中国新公学。
这一次的风潮为的是一个宪法的问题。
中国公学在最初的时代，纯然是一个共和国家，评议部为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即由公选产生出来。
不幸这种共和制度实行了九个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
修改的原因，约有几种：一是因为发起的留日学生逐渐减少，而新招来的学生逐渐加多，已不是当初发起时学生与办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
二是因为社会和政府对于这种共和制度都很疑忌。
三是因为公学既无校舍，又无基金，有请求官款补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对于公学内部的疑忌。
为了这种种原因，公学的办事人就在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请了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几十人作中国公学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学生主体的制度就变成了董事会主体的制度。
董事会根据新章程，公举郑孝胥为监督。
一年后，郑孝胥辞职，董事会又举夏敬观为监督。
这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他们都不常到学校，所以我们也不大觉得监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会与监督之下，公学的干事就不能由同学公选了。
评议部是新章所没有的。
选举的干事改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了。
这几位办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里面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自然感觉他们的地位有稳定的必要。
况且前面已说过，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但我们少年人可不能那样想。
中国公学的校章上明明载着“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
。
这是我们的宪法上载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
三位干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
评议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
这里面也还有个人的问题。
当家日子久了，总难免“猫狗皆嫌”
。
何况同学之中有许多本是干事诸君的旧日同辈的朋友呢？在校上课的同学自然在学业上日日有长进，而干事诸君办事久了，学问上没有进境，却当着教务长一类的学术任务，自然有时难免受旧同学的轻视。
法的问题和这种人的问题混合在一块，风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议制的评议部取消之后，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校友会”
，其实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学生会。
校友会和三干事争了几个月，干事答应了校章可由全体学生修改。
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校友会把许多修正案整理成一个草案，又开了几次会，才议定了一本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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