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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在上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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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公学是因为光绪乙巳年（一九〇五）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我国的留日学生认为侮辱中国，其中一部分愤慨回国的人在上海创办的。
当风潮最烈的时候，湖南陈天华投海自杀，勉励国人努力救国，一时人心大震动，所以回国的很多。
回国之后，大家主张在国内办一个公立的大学。
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体会决议，定名为“中国公学”
。
次年（丙午，一九〇六）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黄板桥北租屋开学。
但这时候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已渐渐松懈了，许多官费生多回去复学了。
上海那时还是一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见中国公学里许多剪发洋装的少年人自己办学堂，都认为是奇怪的事。
政府官吏疑心他们是革命党，社会叫他们做怪物。
所以赞助捐钱的人很少，学堂开门不到一个半月，就陷入了绝境。
公学的干事姚弘业先生（湖南益阳人）激于义愤，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杀，遗书几千字，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
遗书发表之后，舆论都对他表敬意，社会受了一大震动，赞助的人稍多，公学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当时读了姚烈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
夏天我去投考，监试的是总教习马君武先生。
国文题目是“言志”
，我不记得说了一些什么，后来君武先生告诉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给谭心休、彭施涤先生传观，都说是为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
我搬进公学之后，见许多同学都是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带着老花眼镜，捧着水烟袋的。
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我是个小孩子。
不久我已感得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
那时候，中国教育界的科学程度太浅，中国公学至多不过可比现在的两级中学程度，然而有好几门功课都不能不请日本教员来教。
如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学，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语的同学翻译。
甲班的同学有朱经农、李琴鹤等，都曾担任翻译。
又有几位同学还兼任学校的职员或教员，如但懋辛便是我们的体操教员。
当时的同学和我年纪不相上下的，只有周烈忠，李骏，孙粹存，孙竞存等几个人。
教员和年长的同学都把我们看作小弟弟，特别爱护我们，鼓励我们。
我和这一班年事稍长，阅历较深的师友们往来，受他们的影响最大。
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了。
中国公学的教职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
所以在这里要看东京出版的《民报》，是最方便的。
暑假年假中，许多同学把《民报》缝在枕头里带回内地去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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