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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孔子仁学与阮元的《论语论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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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之教，以求仁为本。
为探寻孔子仁学意蕴，古往今来，几多贤哲后先相继，孜孜以求，可谓著述如林，汗牛充栋。
然而由于视角不同，方法各异，以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结论亦每多歧出。
清儒阮元，当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大行之后，摒《集注》不取，远承汉儒郑玄遗说，独辟蹊径，训诂解经，撰为《论语论仁论》。
阮氏之所著，以朴学释仁，虽立异理学，心存门户，但原原本本，务实切己，于把握孔子仁学精要多所裨益。
（一）《论语论仁论》杂识
阮元撰《论语论仁论》，一卷，未见单行刊本，道光三年辑《揅经室集》，录入一集卷8。
唯无序跋、题记一类文字，故此篇何时撰成未得明确。
阮氏弟子、后人所辑年谱，于此亦未做明文交代。
据张鉴辑《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一记，嘉庆三年，阮元任浙江学政，成《曾子注释》10篇，时年35岁。
元三子阮祜，于此条有注云：“是时，《论语论仁论》、《性命古训》三卷尚未撰。”
可见《论语论仁论》的结撰应在嘉庆三年以后。
后于何时？据阮元致其门人陈寿祺札称：“生近来将胸中数十年欲言者，写成《性命古训》一卷。
大抵欲辟李习之复性之书，而以《书》、《召诰》节性为主，少暇当再抄寄。
又《论仁论》二卷奉政。”
[1]此札写于道光元年四月，《揅经室集》未录，见于陈氏《左海全集》卷首。
据此，则《论语论仁论》的脱稿不会晚于道光元年。
再检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则此一问题的解决又可前进一步。
江氏书述阮元学行有云：“伯元名元，一字芸台，仪征人。
乾隆丙午举人，己酉进士，授编修，官至浙江巡抚，今官詹事府少詹事。
于学无所不通，著有《考工车制考》、《石经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曾子注》、《论语论仁论》、《畴人传》等书。”
[2]据考，江藩书稿初成于嘉庆十七年，而阮元自上年七月二十三日至是年五月初八日，适任詹事府少詹事。
江氏书“今官”
云云，应属实录。
因此，《论语论仁论》的完稿时间，当可提前至嘉庆十六七年间。
倘若辅以焦循、凌廷堪诸儒对阮元仁学思想的影响，那么此一判断与历史实际相去大致不会太远。
阮元何以要在此时撰写《论语论仁论》？就篇中所涉及的内容看，这个问题似可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个是当时大的学术环境，另一个是阮元在仁学方面所接受的具体学术影响。
嘉庆末，国家多故，世变日亟。
学术随时势而移易，以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的结撰为标志，汉学已然日过中天，趋向批判和总结。
而与之同时，宋学的颉颃则日渐强劲。
尽管如此，自清初毛奇龄《四书改错》发端，迄于乾隆后期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推出，竞尊汉儒，排击宋儒，非议朱子学的风气却依然并未过去。
阮元虽未能见到毛奇龄、戴震，但他为学伊始，即读过毛奇龄的著述。
督学浙江，因服膺毛氏学说，更将《西河全集》撰序刊行，加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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