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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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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庐先生论究乾嘉汉学，曾经注意到乾嘉学者在文献整理上的业绩，认为“乾嘉学者的谨慎的治学方法，以及由经学的整理而普及于一般文献的史料工作”
[1]，自有其历史价值。
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唯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研究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有清一代学术，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初叶的近百年间，是一个发皇的时期。
其间杰出的学者最多，学术成就最大，传世的学术文献亦最为丰富。
将乾嘉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献精心校勘，施以新式标点出版，这是整理乾嘉学术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嘉惠学林，功在千秋。
在这一方面，学术界有关专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循此以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若干有分量的目录学著述亦接踵而出。
清代文献浩若烟海，实为前此历代之所不及。
究其原因，大要当或有二：一则中国古代社会经历数千年发展，至清代已然极度成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皆臻于一集大成之格局；再则博大精深之中华学术，在此二百数十年间，亦进入一全面整理和总结之历史时期。
惟其如此，有清一代人才辈出，著述如林，其诗文别集之繁富，几与历代传世之总和埒。
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历史依据。
故而董理清人别集，自20世纪中王重民先生之《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肇始，前辈贤哲接武而进。
邓之诚先生之《清诗纪事初编》，钱仲联先生之《清诗纪事》，张舜徽先生之《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先生之《清人诗集叙录》等，呕心沥血，成就斐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
正是凭借前哲时贤的深厚积累，王绍曾教授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李灵年、杨忠两位教授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教授编纂之《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并肩比美，联袂而出。
三书或集合同志，或独力纂修，历时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终成里程碑式巨著。
辑录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集外题跋、序记、书札等佚文，区分类聚，整理刊布，是一桩既见功力，又有裨学术研究的事情。
晚清以降，诸多文献学家后先而起，辑录顾广圻、黄丕烈二先生群书题跋，已开风气之先路。
20世纪50年代初，陈垣先生据尹炎武先生所获钱大昕集外家书15函，逐函加以精审考订，更为一时儒林推尊，赞为“励耘书屋外无二手”
[2]。
尔后，虽间有学者承先辈遗风，辛勤爬梳，唯因兹事难度甚大，成功非易，久而久之，遂几成绝响。
20世纪90年代中，陈文和教授主持整理编订《钱大昕全集》，专意搜求《潜研堂集》外散佚诗文，纂为《潜研堂文集补编》一部，辑得诗文凡80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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