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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18世纪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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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是《中国思想通史》一以贯之的基本为学方法论。
外庐先生于此指出：“如大家所周知的，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
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
[1]惟其如此，外庐先生论究乾嘉汉学，首先提出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对18世纪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
外庐先生从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剖析入手，认为从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的解体过程。
这是一个蹒跚而痛苦的过程。
先生以一个杰出史家的卓然睿识，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过程的基本历史特征，他说：“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关键在于，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
这即是如马克思说的，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原注：参看“资本论”
序言）。
资本主义要排斥身分性的人格依附，然而封建主义的顽强传统又要维持这样的人格依附。
这就是问题，这就是矛盾。”
[2]“死的抓住活的”
，这样一个明白晓畅的归纳，在我们观察16世纪中叶以降的中国社会时，是不可忘记的经典意见。
当历史演进到17世纪中叶，由于明清更迭所酿成的社会动**，使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民族矛盾激化的局面。
然而封建王朝的更迭，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古代社会的蹒跚步履。
外庐先生认为：“自然，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暴力论”
中所指出的，落后民族的统治，经过一定时期，也不得不按照被征服的民族的先进经济状况，寻求适应的步骤，甚至改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以求适应客观的历史条件。
康熙以后的中国经济情况，就呈现出复苏以至某些发展的迹象。”
[3]正是以对明清之际我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为出发点，外庐先生展开了关于18世纪中国社会状况的研究。
在《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外庐先生辟出专节，对18世纪的中国社会进行论证，提出了如下3个方面的基本认识。
第一，要正确认识文明较低民族对文明较高民族统治的历史。
外庐先生指出：“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是文明较低级的民族对文明较高级的民族统治的历史。
马克思说：‘依据历史底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论印度’，人民出版社版，一九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暴力论’一章中更详细地说：‘文明较低级的人民的每次侵略，当然中断了经济的发展，并破坏了许多生产力，但是在长期征服中，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大多数的场合上，不得不与被征服国度的较高的“经济情况”
（被征服以后的那个样子）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本地人民所同化，而且极大部分还引用了他们的语言。
’（人民出版社版，二二九页。
）这一分析，是适合于十八世纪的中国历史的。”
[4]
第二，明清更迭不是历史的倒退，中国社会依旧在缓慢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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