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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疑古思想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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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过疑古辨伪运动的打击，传统的儒家经典彻底失去了神圣地位，而转为古史资料的一部分。
钱玄同说：“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
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
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篇章不同，字句不同，多少不同。
孰为可信的真史料，孰为不可信的伪史料，岂可漫不考辨而随意的采用或随意的不采用。”
[74]这一见解，反映出经在近代历史发展中地位的变化。
研究古史以怀疑为重点，是疑古学派的史观。
到20世纪30年代后，钱玄同仍坚持这一史观。
他说：“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不但过去的学术界是这样，你看，现代新出的书，关于国故方面的材料，除一二种特别的，能根据甲骨刻辞，尊彝铭文，及新发掘得古器物来讲古史外，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依然大谈其《五子之歌》吗？一般的中国历史，不是依然谈三皇五帝，谈周公作《周礼》吗？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
[75]1931年，钱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说：“咱们现在对于古书，应该多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它们，断不可无条件的信任它们，认它们为真古书，真事实，真典礼，真制度。
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76]在此后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中，钱玄同进一步论述道：“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
[77]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经书真伪问题的讨论，就是由钱玄同等人倡导的。
[78]钱玄同晚年考证儒家经典，是站在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把经书作为历史资料的一种进行的。
他说：“近儒之主张应该分析经今古文的，或认今文为真而古文为伪，或认古文为优而今文为劣，虽立论相反，然皆以为今古文不同在经说，而文字之差异与篇卷之多少尚在其次。
窃谓不然。
我以为今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议，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
[79]
五四时期，钱玄同打破家法，但在考证的层面上，则始终服膺近代今文家的结论。
在晚年，钱玄同的这一思想仍未改变，他始终认为“古文经为伪书毫无疑义，自刘逢禄而康有为而崔觯甫师次第考明，至今已成定案，正与晋古文《尚书》之为伪书，自梅鷟而阎若璩而惠栋次第考明，至清乾隆年间已成定案一样。”
[80]因此，钱玄同晚年对古文经的考辨，基本上接受了近代今文家辨伪考证的成果。
他对于集今文家考证之大成的《新学伪经考》予以高度评价，“康氏这书，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吾友胡适之（适）先生曾用很精炼的两句话来说明这方法：‘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这书证据之充足，诊断之精核，与顾炎武、阎若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炳麟）师、王国维诸人的著作相比决无逊色，而其眼光之敏锐尚犹过之，求诸前代，惟宋之郑樵、朱熹，清之姚际恒、崔述，堪与抗衡尔。
古文经给他那样层层驳辩，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处处都显露出伪造的痕迹来了。
于是一千九百多年以来学术史上一个大骗局，至此完全破案”
。
[81]钱玄同晚年所著《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其讨论经学最长的一篇文字，但他所做的主要是补苴康氏的工作，“还有些地方被康氏忽略了，没有举发出来的，也还有极好的证据为康氏所未注意或未及知的，也有康氏一时粗心或武断，致语有渗漏，论有偏驳，我们应该匡正他的。”
[82]在古文经真伪的问题上，钱玄同完全接受了今文家的观点，如他在1937年为刘师培遗书作序时写的那样：“凡所谓古文经典悉为刘氏所造之赝鼎，此意至今犹然，且持之益坚。”
[83]
以变法改制为背景而产生的《新学伪经考》，其结论的科学性受到现代学者的强烈挑战。
1929年，钱穆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说提出28条驳难。
其后钱氏又作《周官著作时代考》，郭沫若作《周官质疑》等，对于《周礼》的作者、著作时代提出新见。
这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钱玄同也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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