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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爱国,更要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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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秋天,有幸参加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与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华爱国工程二零零五高级论坛——张謇的爱国实践与当代民营企业发展取向”
,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这次会议为历史、经济学者与众多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直接对话的平台,共同探讨企业家如何以实业回报社会,以及如何在爱国实践中明确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
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学习张謇的理**国主义》的演讲,并且强调现今更应在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中弘扬理性精神。
我的结语是:“当然,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现今的世界与中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对于当代的政治家与广大民众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面对着全球化的汹涌潮流,面对着霸权主义的严重挑战与地缘政治的日趋复杂,更需要冷静审慎地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使世界与中国朝向和谐互利的良好局面持续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爱国主义更需要大智大勇的理性,更需要有全球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更需要以大格局的思路与战略来化解各种各样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冲突。
而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的国民,应当如何正确地与有效地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如何体现现代国家成员的文明风范,应该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着重探讨的重要课题。”
这些话当然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讲的,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讲的,我认为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之所以提倡理**国主义,是因为爱国主义的泛化容易形成若干误区,甚至会被扭曲而走向歧途。
譬如,盲目排外的过激言行往往会给政府的正常外交决策及其运作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甚至使本来已经相当复杂的国际关系更加“剪不断,理还乱”
。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一部近代中国百年史,从中外关系来看其主体就是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历史。
当然其间也不乏积极的乃至具有进步意义的交流,但即令是文化交流也往往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印记。
因此,民族情绪常易使国人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带有强烈的感情宣泄。
对于被侵略民族的义愤,应该给以历史的理解与尊重;但也应该看到,义愤如果不与理智结合,则又很难把极其珍贵的民心、民气、民力引向正确的道路,甚至会给本民族带来更大的损害与灾难。
理性(reaso)源于拉丁语ratio,从哲学意义来说,指的是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与过程。
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三个环节:感性、知性、理性,理性是认识过程的最高阶段。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更为推崇理性:“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
他所说的世界,想必是哲学家的世界,理应如此,但现实往往与此相悖。
我们历史学者宁可说得平实一些,理性通常是指人们通过社会实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
理性的品格是冷静与深思。
在古代希腊文化中有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Dionysus)两种神灵崇拜,学者常认为这两种崇拜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颇为深远,而阿波罗似乎更代表理性精神。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的皇皇大著《历史研究》,在考察被侵略民族对外来冲击的反应时,则利用《新约·圣经》故事的两个名称——希洛德主义与狂热主义,以此说明类似上述两种神灵崇拜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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