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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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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把历史研究引入死胡同，十年改革开放给历史科学带来了新生。
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从1977年起我得以重操旧业，讲授西方史学史，评介西方史学流派，招收研究生；同时邀请外国知名历史学家来校讲学，选拔优秀中青年学者到国外进修。
本书作者就是“**”
后第一批考入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的高材生。
他于1977—1981年读完本科，1981—1984年作为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是对丹东的研究，接着又在我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
正如高毅在《后记》中所述，他有幸在选择论文题目时，先后受到法国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米歇尔·伏维尔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史教授林·亨特女士讲课的启发。
这两位学者代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新学派，前者从社会史转向心态史的研究，后者着重民族政治文化的考察。
从1985年到1987年，高毅有机会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又受到该校历史学教授、原籍波兰的布罗尼斯洛·巴茨柯的影响。
回国后他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在答辩中博得专家们的好评。
两年前，高毅曾考虑要把这篇博士论文修改出版。
最近他把书稿拿给我看，要求我在书前写几句话。
我惊异地发现，这是一部崭新的著作，远远超出了论文原来的范围，面目焕然一新，在论点和论据上更加充实和成熟，更有说服力，堪称为近年来外国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可喜可贺！
我国历史学界经过“**”
后的“拨乱反正”
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认识到必须运用新方法，掌握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
一时出现“方法论”
热，各国各派的史学方法先后被引进，不少都冠以“新”
字——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遗憾的是，介绍多，评论少；宣扬多，应用少；即使有个别人尝试用某种“新方法”
来重新说明历史，也往往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除了难度大之外，其中还带有几分政治风险，使尝试者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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