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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省现代性：一个新的思想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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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并无明确的界定，但于其上限多认同始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立，而于其下限则多见智见仁。
[1]本文认为，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
之争是新文化运动余波犹存的重要表征，可视为下限之候。
故考察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也当以是年为限，尽管这不是绝对的。
梁启超1919年游欧，自然将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分成了前后两期。
前期梁启超两度入阁，热衷政治，于新文化运动不遑多顾。
但尽管如此，其与后者取向一致，还是显而易见的：其一，1915年7月梁启超发表《复古思潮评议》一文，支持“新学”
“新政”
，指斥复古思潮甚嚣尘上，守旧者“开口孔子，闭口孔教，实则相率而为败坏风气之源泉”
，而“一年以来，则其极端反动力之表现时代也”
。
[2]是文锋芒所向与《青年杂志》的缘起，若合符节。
其二，梁启超不仅反对帝制，享有“再造共和”
的美誉，更可贵的是从中引出了教训。
1916年初，他为从军，经越南潜往广西，于播越颠沛之中，扶病草成《国民浅训》，疾呼国民力戒虚骄，去“不健全之爱国论”
；要坚信西方的自由平等“在德性中确能各名一义，在政治上尤足以为民干城”
，当“毅然舍己从人，以求进益”
。
[3]同年，梁启超总结“五年来之教训”
三条，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第一之教训，能使吾侪知世界潮流之不可拂逆，凡一切顽迷复古之思想，根本上容存在于今日。”
[4]很显然，他强调的仍然是学习西方。
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梁启超于新文化运动虽不遑多顾，但对后者还是十分关注，并表示了响应与支持。
1918年底，徐振飞有致梁书引荐胡适，其中说：“胡适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
[5]“久为所知”
一句，有力地说明了梁启超对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人物及其运动本身，是十分关注的。
而他在百忙中很快答应见面，则又反映了自己对后者的认可与赞许。
至于在胡适发表文字改革的议论后，梁启超也发表谈话，指出言语分离是科学进步的障碍，主张统一语言，以一种地方言语为国语。
[6]这无疑更是一种积极的响应了。
此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多在梁启超为首的原进步党的刊物，诸如《时事新报》、《晨报》、《解放与改造》等发表文章。
当前者受反动势力压迫时，后者且为之声援。
《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晨报副刊》与《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京报副刊》，被并称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副刊。
“从1918年的春天起，进步党很多的报纸已经开始支持这新思想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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