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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重但不认同：“更不欲此时之中国人盛从其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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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新文化运动肇端伊始，便与欧洲的反省现代性思潮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开篇大作，即陈独秀的名文《敬告青年》，其立论就明显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诸人的学说。
例如，强调“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陈独秀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
；强调“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则说：宇宙日在进化之中，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
；强调“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又写道：“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
“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
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帜旗。
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1]如果说，上述还仅是有所借重；那么，次年陈独秀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一文中，则是进一步明确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在欧洲实代表了一种最新的思潮：“盖前世纪为纯粹科学时代，盛行宇宙机械之说”
，“二十世纪将为哲理的科学时代”
；“柏格森氏与之同声相应，非难前世纪之宇宙人生机械说，肯定人间意志之自由，以‘创造进化论’为天下倡，此欧洲最近之思潮也”
。
[2]
事实上，不仅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其主持者们在不同程度上对尼采、柏格森等人都有所借重，以彰显反对固守传统、主张变革进取的新文化方向。
李大钊1913年赴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并为章士钊的《甲寅》杂志撰稿。
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正风行日本，章、李心仪久之，并对国内学界闭目塞聪、鲜有举其名者，咸感悲哀。
[3]所以，李大钊在《介绍哲人尼杰》一文中，高度评价尼采以意志与创造为中心要素的超人哲学与批判精神。
他强调，尼采学说对于最重因袭、久锢于奴隶道德的国人来说，颇能起衰振弊：“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
[4]1914年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赴日协助编辑《甲寅》。
时值“二次革命”
失败之后，陈心恢意冷，情绪消沉，致有质疑爱国之说。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撰《厌世心与自觉心》以为劝，其重要的理论根据恰恰就是生命哲学：“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以尼精神之奋进。
须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HenriBergson（柏格森）氏之‘创造进化论’尚矣。”
[5]是文发表于1915年8月，早于《青年杂志》创刊正好一个月，而陈独秀果能重新奋起发动新文化运动，也恰恰借重了生命哲学，这固然并不足以说明就是李文直接影响的结果，但是，生命哲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存在某种契合，却是应当重视的。
在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中，李大钊对于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更为关注。
他发表的《“晨钟”
之使命》、《青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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