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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腐败犯罪的惩治——《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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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慧[1]王宏伟[2]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关于治理腐败最为完整、全面，而且兼具全球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一部国际法律文件。
[3]从结构上看，除序言外，《公约》又分为8章，分别为：总则；预防措施；定罪、制裁、救济及执法；国际合作；资产的追回；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实施机制及最后条款。
从内容上看，《公约》对术语的使用、腐败的预防、腐败的定罪、腐败资金的追回、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以及各国国内反腐败的力度、程度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规范。
我国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了《公约》。
舆论普遍乐观认为，我国对《公约》的批准和积极应对必将为我国的反腐斗争注入新的血液，必将有利于反腐斗争的持续有序开展，必将迅疾为我国的反腐斗争带来丰硕成果。
“腐败是全球的公害，它破坏经济、削弱民主和法制、扰乱社会秩序，并使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更加猖獗，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4]因此，笔者同样、甚至尤其期待《公约》能为我国的反腐斗争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然而，历史、现实和理性告诉我们：腐败存在于历朝历代（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腐败存在于国内国外（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腐败现象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消灭”
[5]。
基于此，对《公约》当然可以抱有合理的乐观期待，但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地研究具体问题，完善我国刑事法治。
又由于，“想要借规范来规整特定生活领域的立法者，他通常受规整的企图、正义或合目的性考量的指引”
，[6]本着上述想法，笔者拟在解读《公约》基础上，就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略陈管见。
一、领会《公约》的基本精神
研究我国贿赂犯罪之刑事立法与《公约》的协调与完善问题，领会《公约》基本精神至关重要。
如果仅对相关刑事立法进行技术性调整，忽略《公约》基本精神的指引作用，那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舍本而逐末。
什么是《公约》的基本精神呢？笔者以为，《公约》的基本精神应当是制定《公约》的指导思想，它既应贯穿于《公约》的整个历史，又应符合时代之潮流，并应为《公约》的基本条文所彰显。
质言之，《公约》的基本精神体现在《公约》萌芽、发展乃至生效的整个过程，欲领会这种精神，既要了解《公约》制定的渊源、背景，又要全面而深入地研读《公约》文本。
（一）坚韧性
《公约》的制定与生效不是偶然的，它是在联合国主导下，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了遏制腐败经过不断努力后产生的最终成果。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即开始以“决议”
的形式推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1990年，根据联合国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的建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待遇大会转交了一份关于在发展条件下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国际合作的决议草案，并附有一系列关于反腐败主题的建议。
1992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秘书长向会议提供的说明中包含了1991年召开的《关于对付跨国犯罪的战略的特定专家组会议的报告》，其中的附件一是《关于没收犯罪收益的示范法令》，该文件对在反腐败中没收犯罪收益有参考作用。
此外，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还提交了题为《洗钱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国际合作的必要性》的报告。
随着腐败现象的扩展和各国反腐败决心的日益增强，199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题为《反腐败的行动》的大会决议，并通过了大会所附的《公职人员国际行为守则》，在反腐败方面从“关注”
、“谴责”
、“呼吁”
、“建议”
等书面行为转为采取实际行动。
2000年，联合国大会第八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题为《一项有效的反贪污国际法律文书》的决议，会议决定在维也纳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公约》的谈判工作，《公约》的通过正是此项工作的具体成果。
通过上述历史考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在反腐败斗争中表现得异常坚韧，取得了值得称道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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