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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经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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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神，首先体现在学者、思想家的追求中，是一种学术文化上的精神境界。
他们疑古、惑经，但不是否定经的地位，主要是解除前人在解说、注释经书时制造的蔽障，反对曲解儒家的经籍，要求恢复经的原貌。
疑经是为了更好地尊经，重新解经。
他们以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释经书。
很多学人以语录、讲义形式，阐发义理。
一般来说，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没有脱离社会实际，为的是振兴社稷，尽管他们的答案不一，他们研经求理体现出一种信念。
理学的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之学，设“经义”
与“治事”
两斋，把求理致用两者结合起来。
他为学生解经，反复说明自己的信条，“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
。
他的学徒千余人，“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大学，四方归之”
。
[1]
欧阳修以天下为己任，早年就立下了发展儒家学说的志愿。
他谈到自己校补《韩愈文集》时的想法，说：
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
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
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
……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
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
[2]
他立志求道，至于政治上的沉浮，并不介意，“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
这是怎样一种境界！
张载把他探求学理的志趣，作了明白的说明，这就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3]宋代学术有理学、气学、心学；理学有濂洛关闽之别，但他们在求理中体现出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前途的精神。
他们遭遇坎坷，包括程颐、朱熹在内，在仕宦生涯中都不是幸运者，但磨难不曾磨灭他们求理的决心。
宋代史学家治史，都有自己的追求。
司马光说：他用去19年工夫，修成《资治通鉴》一书，其大旨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使宋代人主“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从而使宋朝能“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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