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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伦理的乖张与悖反第一节 森严壁垒的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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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盛行的门阀制度，大体说来萌芽于东汉后期，形成于曹魏、西晋，东晋时期臻于鼎盛，南北朝日渐衰落。
其形成与盛衰都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门阀制度的盛行导致了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森严壁垒的等级秩序。
在这一时期的文献典籍中，各色等级的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这些名目有的名异实同，有的具有特定的含义。
以大类而言，等级的划分虽仍沿袭秦汉以来的“良贱”
之说，但细加推敲，其森严和精密则远非秦汉社会所能比。
在地主阶级中，不但有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两大类，而且士族地主中又有门阀士族和低级士族，即所谓高门、次门和寒士之分。
同为高门士族仍有高下的差别。
即使一门中，也“第其房望”
，就是一房之中，差别也很大。
门阀士族世代居于高官显位，享受种种特权。
他们互相标榜成为社会上地位最高的统治阶层。
庶族地主是地主阶级的下层。
他们虽然可以通过吏事、战功等途径取得官位，少数人甚至能爬上统治阶级的上层行列，但却无法进入士流。
对于士族地主而言，他们仍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工匠、兵户及僮客、奴婢等而言，他们又是压迫者和剥削者。
于是，从高门、次门、役门到半自由的士家、兵户、杂户、僮客等和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官私奴婢，构成了这一时期森严壁垒的层层等级秩序。
一、“王、谢门高非偶”
魏晋以降，高门大族林立。
其中最为称著者，按照唐人柳芳的说法是：“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陆、源、窦首之。”
[1]柳氏列举的各地大族无疑都是第一流高门。
然而，士族之中又有许多等级，柳芳记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云：“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
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四姓。”
[2]孝文帝依三代人的官品高下定门第等级，既非完全以北魏的官爵为标准，也非其创新，而是承袭魏晋以来的传统与做法。
所谓膏粱、华腴和“四姓”
，东晋南朝早已有之。
《晋书·王国宝传》：“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
《宋书·荀伯子传》：“伯子常自矜荫藉之美，谓（王）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
《南齐书·王僧虔传》：王志谓其弟王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
《南史·张弘策传子绾附传》：“出为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礼记正言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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