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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左派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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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革，英国传统左翼机构内部也遭受了一场等效的意识危机。
正如伊万·戴维斯（IoanDa-vies）所指出的，这场危机本质上是由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及英国（连同法国、以色列）参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给英国左翼的传统意识形态基础以重大打击所造成。
③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时期遭遇了一场重大的民族社会文化变革，其左翼政治体制正在经历激烈的自查过程。
这个社会和政治相对不稳定的时代，给霍尔和其他独立的左翼政治家提供了一个为英国左翼设想另外政治路径的机会，这种路径位于“中心的共识政治”
①和斯大林主义的过激之间。
乍一看，牛津大学的经历，不大可能是霍尔设法超越传统政党政治的左翼政治运动的背景之一。
霍尔所描述的20世纪50年代的牛津大学是一个被垂死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一个“意志琐事”
（由怀旧般的尝试重新在校园里创造的一种故园气氛）所统治的地方，几乎没有显示出有利于激进思想产生的背景。
正如霍尔评论道：“像我这样的局外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个从教育和文化上重建英国阶级体制的过程中。”
②然而，“局外人”
如霍尔（以及许多英国出生的“奖学金男孩”
）参与形成了各种各样新左派俱乐部并出版了新左派杂志，从而背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和政治的关注焦点；1956年的事件导致了两个期刊，《大学与左派评论》（ULR）和《新理性者》（NR）的合并。
《新理性者》最初由汤普森等人编辑，在更加传统的共产党左翼圈子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
社会主义政治中脱颖而出。
相比之下，《大学与左派评论》由斯图亚特·霍尔、查尔斯·泰勒（加拿大人），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Samuel）和加布里埃尔·皮尔逊（GabrielPearson）（两人都是犹太人）①主编，涌现出的牛津学生抗议运动并没有与政党相连接。
霍尔回忆，这两代左翼政治之间的分歧与显著的地域和阶级差别如出一辙。
更具体地说，《新理性者》总部设在英格兰北部，和农村工人阶级群体有着重要联系，而牛津伦敦的《大学与左派评论》的“新左派者”
更倾向于与世界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结盟，要么成为中产阶级，要么变成“向上移动”
的力量。
正如霍尔所承认的：“作为一名殖民地居民，我当然更本能地熟悉社会匿名都市文化，虽然我对《新左派评论》缺乏与非大城市的工人阶级生活系统的联系感到后悔。”
②
霍尔对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的矛盾感情，在一篇1958年发表于《大学与左派评论》中，题为“无阶级感”
的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这篇文章中，霍尔描述了传统工人阶级的消亡，而有一些留恋工人阶级群体团结的怀旧色彩，与此同时，提供了一些差异和身份政治的早期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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