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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摄政王载沣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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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王载沣，系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课第五子，光绪帝载活异母弟，宣统帝溥仪生父。
作为一名满族少壮亲贵，载沣并非顽固守旧之人。
但站在清朝宗室的立场上，为维护满族亲贵统治，巩固君权，摄政王载沣严格奉行慈禧太后制定的钦定路线，坚决反对速开国会。
1910年1月30日，摄政王载沣就发布上谕，否决了第一次请愿代表速开国会的请求，宣称钦定九年预备立宪及大权统于朝廷，系先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明定，“此天下臣民所共见共闻也”
①，不可更改。
6月27日，再次发布上谕，不但拒绝了立宪派的第二次国会请愿要求，而且还否定国会在立宪中的重要地位，称“议院之地位在宪法中只为参预立法之一机关耳，其与议院相辅相成之事，何一不关重要，非尽议院所能参预，而谓议院一开，即足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
亦无此理”
②。
第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之后，在国内立宪派和部分督抚官员的共同压力下，摄政王载沣虽然于11月4日（十月初三日）下达谕旨，将国会召开期限缩短三年，改为宣统五年召开国会，但同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宣布在召集国会之前制定、颁布宪法及议院法、上下议院选举法，并成立内阁，“不得少有延误”
③，以确保钦定宪政改革路线得到贯彻，并下令解散各请愿代表团，把外地代表都驱赶出京师，严厉取缔各地请愿活动。
另据《汪荣宝日记》记载，在如何对待提前召开国会的问题上，载泽、善耆等满族亲贵早在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期间，私下就商定必须确保钦定宪法得到贯彻，强调“宪法必须钦定”
，“中国国会之成立，当在宪法制定以后”
。
④
为绝对掌握制宪权，确保宪法最大限度地保障君权，载沣根据他们事前的商议，在宣布缩短召开国会期限的第二天（11月5日）就采取具体行动，颁发上谕，不将起草宪法的任务交由本该负责此项工作的宪政编查馆，而是另起炉灶，任命皇室成员溥伦、载泽为拟订宪法大臣，“随时逐条呈候钦定”
①，争取赶在国会召开之前抛出钦定宪法文本。
载沣与庆亲王奕助等少数满族亲贵还私下达成一个默契，不但不让议院参与修订宪法，凡是有资政院身份的人也不得参与宪法的起草。
稍后，载泽和溥伦选派他们绝对信任的度支部右侍郎陈邦瑞、学部右侍郎李家驹、民政部左参议汪荣宝三人为协修宪法大臣。
而汪荣宝在选派为协修宪法大臣后，为免去皇室的担忧，便主动提出辞去资政院议员，以表绝对忠诚。
更为极端的是，为将制宪权控制在少数满族亲贵之手，摄政王载沣和修宪大臣载泽、溥伦从一开始就要求协修大臣严守“秘密主义”
，在正式颁布之前不得泄露半点“天机”
。
1911年7月宪法起草工作正式开始后，便三次安排汪荣宝和李家驹躲到人迹罕至的名山寺观从事起草工作。
第一次的地点是十三陵的玉虚观，7月6日出发，12日返回。
②第二次的地点为京郊周口店附近的兜率寺，8月18日出发，24日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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