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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科”
与“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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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既然重经术、行射策，那么徒精文法之文吏，便无从仕进了。
《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记其奏言：
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
百里长吏，皆宜知律。
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
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
奏上，“事遂施行”
。
由之可见，从秦始皇时之“狱吏得贵幸”
，经数百年之发展至此，文法吏地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到了“私议之所轻贱”
“选用者之所卑下”
的地步。
无论是在社会舆论或王朝选官之中，他们都已让位于“经明行修”
之士大夫了。
但帝国官僚行政毕竟不能离开刑政法律。
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
之法，既然已经改变了“吏达文法”
到亦试用的旧规，察举之途文吏已无缘涉足，于是便有卫觊之奏，以期能为“明法”
之文吏寻找出路。
其办法，是专设律博士以培训之。
两晋南北朝中，这一办法被断断续续地沿袭下来了。
《晋书·职官志》:“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
又《大唐六典》卷二一：“（晋）廷尉官属有律博士员……东晋、宋、齐并同。”
知识群体与文吏群体在秦汉间的长久分立与冲突，在知识群体占有了优势之后，遂以律博士及其弟子员的形式，为政府行政所需之“明法”
人才保留了一席之地，系一缕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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