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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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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县志》还有两篇有关明代潞安建府的碑记，内容与现存上党门的碑记大同小异。
[28]潞安府创立，与“青羊山之乱”
密切相关，但上党门的碑记，有特别暗示动乱后的民间军事组织的作用。
《长治县·建置志》记录当地两处村镇的土城，都认为与“青羊山之乱”
有关，可见这个“根基故事”
不仅适用于城市，也适用于乡下[29]。
实际上，这些山区村落，也长期有民卫组织。
《陵川镇国将军孤云墓表》记录嘉靖二十一年（1542）蒙古入侵时事：“潞有民卫，卫兵皆先期戍边，临敌无备，城中汹汹。
翁［孤云］倡约登城，诸子若侄皆争出伏健卒要害，虏闻先声而蹑境引去。”
历次变乱增强了地方上的军事武备，是很可能的事，但是将军事和行政发展归咎于某次动乱，与事件的“根基故事”
的作用很有关系。
“青羊山之乱”
的缘由，由于资料不足，已无从考究。
“青羊山之乱”
作为潞安建府缘起的解释，只能当成部分的理由。
潞安建府是官僚系统在礼仪上加强代表性的后果，也是藩府过渡到地方政府制度的过程。
其中，与藩府有强有力关系的人，利用礼仪，表达其接受官僚制度的要求，从而改变身份，在新制度下找寻活动的地位，理学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原文为中文，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66～73页。
[2]本文各处提到的“青羊山之乱”
、“动乱”
等用词，都是古籍原文的表述，绝不意味着作者认为其本身是“乱”
，望读者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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