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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与地域社群：华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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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市镇施行太多控制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明清两代，政府的力量相当薄弱；尤其在明代，有几个市镇只设置了一个官员。
不过，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明清两代市镇的地方组织是受控的。
但例子并不多见，因为历史学家对市镇的贸易的兴趣比对市镇的权力结构更大。
无论如何，市镇也如乡村一样有基于地域控制的权力结构，不但如此，市集社群从地域社群那里把市镇发展起来的结构接过来。
陈春声对以樟林港（潮州）火帝庙为中心的社群结构的研究，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发展。
[4]樟林的港口——18世纪暹罗入口大米卸货的地点——1556年成为一个寨，而明朝的建制包含四个社。
地方管理可能以建于1586年的北帝庙（供奉玄武大帝的庙宇）为中心，四个社均向此庙捐献。
这里的市集18世纪时称为“八街”
，当其发展起来的时候，社群组织又再转移，证据是市集上建起了火帝庙，成为每年宗教巡游的焦点。
1742年，市集在县令的批准下设立，有一首潮州歌记录了他主动与邻近乡绅所定的协议。
但打理火帝的却是市集上的店东，店东而非乡绅成了宗教仪式组织的中心。
广东以外，梁洪生记录了从明代至清末位居吴城（江西）中心地带的各个神祇。
[5]根据某种说法，吴城是清代四大镇之一。
正如另一大镇佛山一样，吴城那时才在镇里设置巡检司。
[6]在那以前，镇务管理并不与任何政府部门而是与各个祭祀地点联系，而在吴城最重要的便是经堂寺、龙王庙和令公庙，全都位于同一邻近地区之内。
这三间寺庙相信是明代以前创建的，最早的是经堂寺，所谓“先有经堂寺，然后有吴城”
。
传说该寺与海盗有关，给寺里付了钱，便可取得吴城泊定的凭证，在鄱阳湖和长江上行驶。
又有传说，龙王得过宋朝皇帝的封号，而令公庙里的令公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打仗时，曾向朱元璋的部队显灵。
经堂寺、龙王庙和令公庙的寺庙群在吴城被认为是顶尖的地方寺庙。
吴城分为六个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东岳庙。
吴城的土著宣称具有与这些寺庙联系的特权，这种特权即使在财政赞助转移后，仍然可以确认。
至20世纪30年代，例如一个叫作万福堂的组织主持令公庙，而万福堂则由一个姓左的造纸匠出钱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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