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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文盲环境中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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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影响天地会传统传播的因素,存在于个别组织的结构和它们的信念。
天地会容许改宗归服。
至于个别成员在遇到困难之时可以得到整体的支援,这样的信念也自然地具有吸引力。
另外,其秘密性质有利于组织团结。
天地会的这些方面已有不少论述,但有一个方面还没有引起很大注意的,那就是书写被用作组织工具。
[18]
由于核心教义书写在腰凭之上,所以书写有助于向新人传播天地会传统。
凭证并非天地会的发明,而是衙门替每家每户所做的保甲登记的一个变种。
由于乞丐和运输工人不在户口之内,有些官员便发给他们称为腰牌的个人登记凭证。
[19]因此,历史学家看来像是“会员证”
的东西,对于一个天地会成员来说可能不止于一个登记的记录。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明白重要的是会员凭证的暗号,而非腰牌的制造。
参与拜会仪式的人获分发腰牌,上书天地会的基本教义。
这些教义是文件的标准部分,用诗歌和暗语来表达。
腰牌有内部性质,尽管其中包含好些汉字,这些字也不是用标准的写法来写,却不难辨认。
因此,腰牌可以作为天地会口语传统的定点参照,以及参与会中秘密的一个标志。
然而,很多参与拜会的新人必定是文盲。
那些文字不但向他们传递讯息,也宣示权威。
腰凭上的诗以及小册子的问答里所包含的许多其他的诗,并不是为了说明天地会的历史而录载的,而是为了证明不同组织有同一的根源。
[20]由于大多数的参与者都是文盲,于是识字的便得以主导了仪式,并成为腰凭和小册子的翻译者。
根据华德和斯特林的说法,在拜会仪式上新人无须回答那些问题:问题由主礼人(老母)提出,由引荐人(舅父)代答。
[21]仪式因此有戏剧性质,某些懂得剧本的人,便替不懂的演出。
新人当然不是纯粹的观众,他们既到场并且愿意接受仪式,也就参与了传统的再创造。
演员和观众的共同参与,在华南地区的乡村戏剧中相当常见。
[22]
文字和口语传统的结合,不限于天地会,白莲教、武术团体以及地方道教信仰,也是如此。
[23](有关“道教”
一词的使用,见本书第55页注④)这些文字的使用,虽然不足以说明天地会在19世纪的传播,但却的确能说明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习惯如此相似。
清政府的解释是“这证明了不同的组织都是隶属于一个庞大的组织”
,但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共同文献的统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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