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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史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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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与中国近代社会史：影响与前景[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萧公权、FranzMichael、何炳棣、张仲礼、瞿同祖各自在社会史领域出版了经典的著作。
Michael在一篇现在已经乏人问津的文章里，把这些著作联起来。
Michael在文中问为什么庞大的中国长时间来可以成功地以一个整体运作。
他的答案就是我们现在都熟悉的乡绅功能论。
就是说，虽然明清时代的中国庞大，但是通过科举考试、做过官或可以做官的人回到家乡，从事家乡建设并与国家建立联系，国家重要的政策可以深入民间，人民也可以向国家效忠。
[2]
在这个问题上，何炳棣著有讨论科举对流动影响的名著；张仲礼讨论乡绅的两本大作说明了乡绅的收入和社会结构；萧公权提出了农村控制论。
[3]这些研究，可以说颇具与当代内地之马克思主义支配的历史学打对台的意味：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内地的社会史，都是以阶级斗争的过程为研究主题。
农民受租、税的剥削；地主通过团练的势力与其对抗；农民通过秘密会社和宗教来维持斗争的使命；统治阶层也通过宗教来愚弄民众。
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变成一个阶级分歧的社会。
何炳棣、张仲礼对乡绅的兴趣也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甚至更早的清代经世思想。
费孝通与吴晗1949年著的《皇权与绅权》基本上也提出了乡绅作为地方与国家中介的观点。
[4]何炳棣、张仲礼等诸位先生，起码在一个理论的要点上，比费孝通、吴晗正确：费孝通、吴晗的绅士是科举取消后的国家与乡村之间的裂缝里的人物。
他们就是地方上有地位的人士。
但是，废除科举以前，地方上有地位的人士有绅士与胥吏之分别。
乡绅的地位来源于科举，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由国家最上层赋予。
胥吏的势力源于在地方衙门有差使，所以他们的地位最大不了出于地方官的委派。
清代经世之学常常把两者对立。
废除了科举，模糊了乡绅与胥吏的分别。
到了这个时候，任何取得了地方上承认的人（例如，当上地方上任何“会”
的要职的人，与取消科举同时，地方上出现很多教育会、农会、慈善会），都是乡绅。
这个模糊地带出现在费孝通、吴晗著作中的讨论，但是在张仲礼的书中是没有的。
然而，乡绅怎样可以维系庞大的中华帝国呢？美国20世纪50年代社会史学的答案来自萧公权的乡村控制论。
乡村控制论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科学，而是经世思想的新瓶旧酒。
只要翻一下《皇朝经世文编》，整个理论都可以找到。
学校、仓贮、保甲，都是清代经世学派的统治办法。
流氓、匪徒也是他们对动乱的解析。
Luco当时对本书的书评，确实是打中要害，即本书没有阶级的分析。
把没有动乱看成是控制的定义，控制就不能为没有动乱作解析，这是个方法逻辑的问题。
[5]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学对动乱特别有兴趣，原有的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可以说面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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