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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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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对于语言哲学乃至科学语言研究的影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这不仅因为言语行为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方向。
而且，对于语用学而言，核心的两个理论观点正是，“一是言语行为理论，即把语言交往的基本单元首先理解为是言语行为，而不是记录下来的静止不变的符号和语句；二是语用意义的构成理论，即把言语的主体（包括讲话者和接收者）同时也理解为是构成意义的情景条件”
①。
正如施太格缪勒（W.Stegmüller）所言：“说起来真是荒唐，而且对于过去2500年间所有那些比任何一种方式研究语言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件令他人感到羞耻的荒唐事，即他们竟然没有远在奥斯汀之前就做出这样一种本质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表示的发现：我们借助于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有一位哲学家发现存在着像语言行为这样的东西时，甚至可能已经是现代哲学中‘语言学转向’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②可以说，奥斯汀的“说话就是做事”
的宣言，最本质地标示了语用学的核心理念。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厘清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历程，对于进一步把握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和未来趋向，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一）言语行为理论的历史溯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言语行为的思考已经存在于早期的哲学和语言学中，特别是哲学家通过思考语词的意义、命题的表达和断定行为之间的关系，洞察到了意义和行为间的不同。
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在词的意义和宣称句子的断定间做出区别。
早期的语言哲学家、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也已经意识到语言用法和功能的变化。
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第一个在不同的对话模式间做出区别，这些模式实际上就是后来的言语行为。
而斯多葛学派的语言理论则从疑问句、命令句和愿望的表达句中，区别出只有判断句才有真和假的问题，并把它们的功能与各自的语法形式相互关联起来进行思考。
这些对语言的语气、功能、模式的思考开启了言语行为的早期理念。
到了20世纪，随着对语言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以及在符号学、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广泛领域中的研究，讲话者的行为的作用也逐渐在语言的研究中得到考虑。
比如德国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比勒的语言理论，认为言语就是行为，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的言说理论则探讨作为系统的语言和人类主体的使用间的关系。
这种类型的语言哲学和语用学中的研究趋势，就是通常讲的言语行为理论。
一般地讲，这种言语行为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必须在通过言说而表达的意义和此言说被使用的方式（即它的语力）间做出区别；另一是，每一种类的言说（包括断定）都可以被思考为是一种行为。
①简单地讲，言语行为理论的这两方面的发展过程为：
第一，从主张意义和语力区别的方向上讲，弗雷格在为了概念的表征而阐明新的符号语言的理论中，区别了命题和判断两种不同的符号。
弗雷格指出，判断就是对命题成真的断定，它赋予命题以断定力，因此，对命题的思考是不同于断定的，即便在没有被指派真值的情况中，思想也可以得到确信。
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原则上同意这种观点，但在后期，他从一种新的视角上来看待语言，不再承认语言的断定使用的核心作用，而关注于语言的各种异质的规则统治的使用，并强调语言游戏和社会文化或生活形式间的联系。
奥斯汀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具有某种相似性，也对弗雷格把语言局限于断定功能不满，但他同样对维特根斯坦试图把意义融化于无尽的使用中的趋向感到怀疑。
因为他发现了一种特殊种类的言说，即他所命名的“施行言说”
，尽管采取了断定句的形式，但当在适当的环境下被发出时，并不是报告或描述，而是行为的施行句。
比如，“我命名这艘船为‘伊丽莎白女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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