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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义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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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译本共有96种。
其中，出版了圣经新旧约全书4种，新约全书13种，旧约全书1种，其他分卷78种。
从语言来看，圣经译本涉及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其中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26种圣经译本，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18种圣经译本，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35种圣经译本，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12种圣经译本，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2种圣经译本，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3种圣经译本。
传教士入华后“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
，因此深入民族地区传教时，多数都先学习当地语言。
有些传教士对当地语言掌握得非常娴熟，有些还编撰了一些词典工具书。
他们留下的有关这些民族语言文字的资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
虽然直至20世纪中叶他们离开中国时，仍然未能改变这些地区的传统阶层化社会的基本性质，但他们使得整个原存社会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和分化。
他们帮忙创制民族文字，开展文化和宗教教育，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代代口传历史、刻木结绳记事的落后状况；增强了民族文化意识以及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传教人员，并使基督教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具有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他们的传教突破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传统像家庭教育和民族生活教育这种自发的、经验教育的模式，开启了现代教育制度化模式的雏形；同时使云南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创制少数民族文字
西南少数民族文字圣经译本涉及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
除傣族的傣那文和傣仂文是原有文字外，其他文字均为传教士所创制。
从文字来看，传教士创制了景颇文、载瓦文、东傈僳文、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纳西文、独龙文、哈尼文等多种文字。
这些文字都是传教士根据当地语言发音，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结束了拉祜、傈僳、景颇、载瓦、苗、佤、布依、哈尼、纳西等族没有文字的历史。
其中，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景颇文、老拉祜文至今仍然在被使用，而且不仅是在基督教会内部使用。
他们还利用汉语国语注音字母来拼写少数民族的语言，创制了胡致中苗文（黑苗）、新平花腰傣文2种文字。
这些文字，还有一部分至今都在被人们使用着。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基督教会还印刷出版了众多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的《圣经》，如老拉祜文40000本、西傈僳文（富能仁字母）120000本、东傈僳文（框格式傈僳文）10000本、景颇文15000本、傣文2000本、柏格里苗文50000本、诺苏文20000本、佤文100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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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除部分民族外，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多都仅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在日常生活与文化交流中必须使用汉字。
部分民族原有文字，如传统彝文、傣文、东巴文等，多在宗教领域使用，日常使用领域较为有限。
但与没有文字民族相比较，他们还是更多地记录了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与成果。
有些民族对自身民族的认同都还没有达到统一的程度，需要新中国派出专家帮助其进行大量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归类的工作。
传教士们则利用自己拉丁母语的优势，结合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创制了几种文字，为这些民族结束了没有文字的历史。
文字的创制意味着这些民族从此结束了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结绳记事的原始文化状态，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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