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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经中译与欧化白话的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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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与圣经被翻译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地区的语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圣经翻译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影响，更是离不开基督教传教士的不懈努力。
1384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利夫将圣经首次从拉丁文翻译为英文。
到了15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圣经也相继问世。
基督教传教士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字的真实复杂情况，并且进一步肯定官话白话的价值，是经历了一段探索和磨难过程的。
他们初到中国，开始翻译圣经时，并没有将官话白话列为翻译圣经的语言。
他们认为白话文体不够严肃，尤其是在期望圣经能够影响文人学士和社会上层时，白话更不是适宜的选择。
随着《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北方还拥有更为广阔的官话区域。
传教士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大地上，操官话的人数甚至超过他们所熟悉的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者。
[4]
官话旧指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历史上还称为雅言、通语、凡语等，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
的基础。
在19世纪的中国，约90%的地区，75%以上的人口，都在使用“官话”
。
[5]除了官场使用、通行范围比方言土语广以外，“官话”
还比较文雅。
中国是个多方言国家，历朝历代都有过一些诸如“书同文”
之类的统一语言的措施。
例如，清雍正皇帝曾下令将文言写成的《圣谕广训》以官话译出，使官话的使用范围达到了最大范围。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长安、洛阳、南京等地的方言，都曾因当地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成为汉语共同语基础方言的中心，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官话，而官话区域也会因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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