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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上之天与人文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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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关系是先秦儒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儒家价值体系便以天人之辩为其逻辑起点。
作为儒学的传人，董仲舒同样将究天人之际放在极为突出的地位。
汉武帝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策三篇，内容均涉及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
，后者又系统地展开于董氏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
在原始儒学中，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辩，首先以自然与人文的关系为内容；尽管孔孟及《易传》等常常赋予天以形而上的意蕴，但就价值观而言，它的第一义则是广义的自然。
董仲舒所说的天，在某些场合仍具有自然之意，如“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2]。
此处之天，便泛指自然，在同一意义上，董仲舒常常将春、夏、秋、冬、雷、电、风、雨等归入天的范畴之下。
然而，在保留天的自然义的同时，董仲舒又将注重之点更多地转向儒家之天的另一重含义。
我们不妨看一下董氏的如下论述：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
人之为人本于天[3]，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
[4]
在此，天事实上已被人格化为一种造物主，作为人格化的存在，天同时获得了超自然的规定。
于是，在董仲舒那里，天便具有了双重含义：它既是广义的自然，又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而后者在其整个体系中又居于更主导的地位。
儒家的演进在此似乎出现了逆转：与先秦儒学由超自然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衍化趋向相对，董仲舒使自然之天又回归到了超自然之天。
同这一过程相应，天人之辩的内涵也发生了某种变化：自然与人文的关系，开始从属于神道（超自然）与人道的关系；天人关系论的价值意蕴，被蒙上了一层神学的形式。
作为超自然的存在，天被赋予了一种至上的性质：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5]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6]
从万物到百神，均上本于天；天高居于一切存在之上，成为天国与尘世的绝对主宰。
[7]初看上去，对天的如上规定无疑近乎神学的呓语，然而，在这种神学语言的背后，却蕴含着十分理智的价值意向，即推崇、渲染天道（神道），并非仅仅就天论天，其内在的旨趣乃在引出人道：
不顺天道，谓之不义。
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可以知礼之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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