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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莱布尼茨二进制形成中的概念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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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上，被称为“桥梁建筑师”
的德国著名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以莱布尼茨为“原点”
的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历来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话题。
而其中，莱布尼茨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中国古代典籍《易经》及卦图的启发而创立二进制，则是中外学者兴趣最广、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很明显，如果承认16、17世纪中西文化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给予莱布尼茨的影响，并且承认莱布尼茨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我们都无法排除其与二进制相关的不同思想概念（理论）之间的交互作用。
为了便于问题的讨论，本节将把莱布尼茨二进制思想的形成过程置于近代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所编织的概念网络系统之中，从语言、符号、逻辑、哲学等方面分析其概念的变化过程。
下面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67]
一、中西科学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概念传播网络
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孟德卫（DavidE.Mungello）所说，到17世纪，旧大陆两端的欧洲与中国真正开始了“伟大的相遇”
。
对于欧洲来说，它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
。
而且，与这之前的其他发现不同，这一时期“从一开始对中国的发现便是对文化的发现”
[68]。
在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
中，中国科学文化十分有效地传播到欧洲。
例如，当时法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院纷纷派员会同耶稣会士在中国进行文化科学考察。
法国皇家科学院曾向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plet，1623～1693）列出了有关中国的问题清单。
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的年代学、中国的数学、占星术、医学、植物学、天文学等，以及丝绸、棉布、陶瓷的制作方法，印刷术、罗盘的使用方法，等等。
随着这些科学考察活动以及传教士们在他们著作中对中国科学文化的介绍，中国的天文历算、纪年学、医学、植物学、自然史、地理学等，纷纷传播到欧洲，进一步扩大了欧洲人对中国科学文化的了解。
作为思想概念的载体，中国的语言文字也敲开了西方的大门。
据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Reiemble）考证，欧洲人是自1585年门多萨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志》中首次认识汉文方块字的。
[69]这一时期，一些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汉字可能是一种世界性通用语言，它具有欧洲语言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
例如，17世纪天文学家、化学家和自然史研究者在对自然界进行描述和分类时，大都要求所用的符号必须是“实定义”
的，也即这些符号必须能够表示自然界的实际存在物。
他们认为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的汉字是最为恰当的语言符号。
英国哲学家F.培根认为埃及与中国的文字就是两种适合于实定义的语言。
在他的影响下，语言学家达尔加诺（Gearno）尝试运用汉字的造字法和实定义概念构成原则，设计和建立一门哲学和通用语言的方案。
[70]
在哲学方面，中国古代的道、太极、阴阳、元气、五行、理等范畴和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被欧洲人所渐渐理解。
据哲学家朱谦之考证，康德于1794年6月在《柏林月刊》杂志上所载的一篇名为《万物的归宿》的论文中，论及老子与斯宾诺莎泛神论之间的关系。
康德说：“感得这种状态的中国哲学家为求此虚无境界的实现，曾努力瞑目静坐于暗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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