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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科学文明板块的“漂移”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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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地质学中的板块漂移一样，科学文明的板块也发生着“漂移”
。
只是这种板块漂移并不像地质板块漂移那样要经历数以亿计的地质年代、并发生明显的空间位移，而是在基本不变的板块空间构造格局中呈现出局部的扩张（或收缩）以及文明重心的转移。
从全球性的历史眼光来看，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孕育、诞生过程，还是她在幼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不同文明板块的巅峰时期是在由此及彼、往返递进的波动中推进的。
虽然人类文明的出现与发展可以有多个中心，但就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它总是表现为在若干个不同的中心之间发生重心的转移。
因此来说，“文明的重心是一个时代文化水平的标度，它反映该时代文明进步的总趋势。
由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是在各个中心之间以波的形式相互作用和相互推动的，因而，重心的位置取决于各种文明波动和汇流的总的指向，既包括精神方面的，也包括物质方面的”
[43]。
在历史上，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注意到文明演进的波动性以及文明重心的转移现象。
例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Vico）、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等人把历史看作是生命有机体，认为任何生长着的文明都有其诞生、童年、成长和老年等各个时期，最后又都归于死亡。
而在汤因比看来，虽然有些文明衰落或消失，但有些文明却在“挑战”
和“应战”
过程中顽强地存活下来，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拓展自身的范围和影响力。
例如，上古时期的地中海诸文明经过不断地融合，最终发展出比较完整的希腊文明形态，到了“希腊化”
时期，这种文明扩散到意大利半岛、欧洲西部、西亚和北非，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达到了它的巅峰状态。
但随后开始出现衰落，其势力范围内的叙利亚文明（尤其是其宗教文化）开始抬头，并从西亚往地中海世界进行渗透和扩散。
经过一千年左右，最终将宗教文化扎根于西方文明之中，实现了文明重心的转移。
为了具体描述这种重心的转移或变迁，不少学者提出“知识型”
“智力频谱”
（merum）“文化周期线”
（culturecycle）“长波”
等概念和理论，并进行某种阶段性的划分。
例如，福柯提出“知识型”
概念并对人类知识发展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阶段划分。
福柯认为，经过古希腊传统到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西方知识和西方思想不断分化、衍生，形成蔚为大观的复杂形态。
而这个复杂形态是受到其内部深层结构的制约的。
这个深层结构就是所谓“知识型”
。
按照福柯的“定义”
：“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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