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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争论与话语批判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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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乌斯认为，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叙事方式陷入了“唯心论的迷雾王国”
，暴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
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的理论主张和叙事基础，同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根本矛盾。
在理论基础上，伯恩施坦的理论是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放到唯心主义基础上去；在理论方法上，伯恩施坦以资本家的理解方法进行理论概括，把个别资本家的表现当成资本主义的整体现象；在理论内容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他看来，批判伯恩施坦的混乱言论，统一全党的理论认识，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只限于在报刊上进行讨论是不够的，因为每次都只是表达了作者的个人意见。
然而对这次提出讨论的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全党都必须表示态度，全党必须对正确的观点表示认可，要这样做，党代表大会就是唯一的机会。”
[18]他还看到，伯恩施坦的言论叙说，已经搞乱了最终目的和日常斗争的关系，他采用总体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伯恩施坦理论和策略的内在关系，认为价值论不是抽象的思维映像，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抽象的“原则”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唯物史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
[19]在德国出现的一系列机会主义实践的路标，以及这些实践所表现出的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敌视，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言说的具体体现，实际上是要“用一种普遍的理论表述概括起来，找出它们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
[20]。
倍倍尔认为，伯恩施坦的思想言论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关，他不只是伯恩施坦本人思想演变的结果，也是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时必然出现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反映。
他明确地向伯恩施坦指出：“促成这种变化的是，你把暂时在其中生活的环境当成了普遍适用的标准，并且力图用你全部洞察力来证明这一点……你只看到你所愿意看到的东西，而当你看不到你愿意看到的东西时，你就进行编造。”
在思想方法上，伯恩施坦对问题的观察很片面，只会分析不会综合。
在1899年的汉诺威大会上，倍倍尔指出：“我要特别谴责的是，伯恩施坦确实使我们害怕胜利，他似乎企图使我们厌恶胜利；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社会共和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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