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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位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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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韬影响力的扩散
在中国官员和知识精英群体内广有影响的广学会，1895年以《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为题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征文，王韬获邀任评委主任。
当他1884年获得朝廷宽恕回到上海，昔日默默无闻狼狈外逃的秀才，此时已闻名于京、沪官员与士绅群体。
早在1879年春，更加接近权力中心的郑观应撰写《易言》，求序于王韬。
后者此时的社会地位，得益于报刊言论传播。
较之此后的舆论家，王韬的读者规模尚小，因此甚至被认为是所谓边缘人士。
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始，一般将梁启超作为报人脱离低下地位之始。
报人们似乎也更愿意将自己行业的现代创始人追溯到《时务报》群体。
不能不说这低估了王韬的实际影响。
首先，王韬的言论对知识精英影响不可谓小，虽没有深入全国，却多扩散于精英圈，即使是“影响力仅及于维新人士”
[30]，对实际政治却不能不发挥相当影响（这种影响经常是间接的）。
尽管与权力中枢的距离，王韬比不上此后《时务报》等精英报人群体，但本土报人自身地位的建构却需追溯到此。
事实上，他是中国第一个凭借办报而获得社会尊重的本土人士。
王韬对报人“权力”
的塑造有所预期，而非懵然不知，他将《泰晤士报》在英国的地位夸张为“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
[31]，认为西方报馆的主笔为“绝伦超群者”
，并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主笔与宰臣闭门密议决定国家大事的场景，固然属于美好想象，不过当将这种情景付诸笔端、刊于报端，则别有一番期待之意。
可以说王韬以实际行动参与了早期报人形象的再造，并努力将之传播向社会。
这种形象来自西方特别是主要来自英国，自有微妙的社会心理基础：两次鸦片战争打败中国的英国，当然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最佳对象，也更容易与“先进”
“文明”
联系起来。
除了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知识精英也常以《泰晤士报》为例，描述和传播报馆、报人的重要价值、地位。
其次，内地更加主流报刊的转载，使王韬的言论得以后续传播，不断扩散，进入官员、士绅视野。
目前已知，仅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就转载了近百篇。
[32]对中国政治精英影响最大的《万国公报》，也多次转载《循环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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