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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主义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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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的国家主义
当《清议报》出版到一百册，梁启超解释这张报纸的追求：“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1]对他而言，解决民智、民气，皆为解决国家问题，这一点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得更加清楚：“故善谋国者，必自养国民之气，开国民之智始。”
[2]
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思想起伏不定，但一个重要转变是“国家主义”
的导入，德国人伯伦知理对他影响颇大，后者在习得伯氏国家理论后，认为这代表20世纪思想潮流，而此前倾心卢梭的“人民主义”
则属于过去的19世纪。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多次提到国家主义，并借主人公黄克强之口说，他曾经喜爱的卢梭等学理在现代的欧洲，“已算是过去陈言了”
。
1901年10月，《清议报》第94、95册所载《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可视为梁对伯伦知理学说的首次深入响应。
经过对卢梭的汲取和改造，梁启超显示了新的思想转向。
关于这次变化的解释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他从美洲返回之后的突变，有人则认为从“群”
到国家主义，梁启超的集团主义倾向由来已久。
不争的事实却是1903年10月之后，梁启超国家主义者面貌日益突出，他反对将人民权力无限放大或陷入无政府主义。
此前的美洲旅行之中，梁对中华会馆数十处议事模式的考察，印象相当悲观，他将之称为“寡人专制政体”
或者“暴民专制政体”
[3]。
作为一名公法学者和“现代国家”
概念的提出者，伯伦知理思想核心为“国家”
相当自然，不过让梁启超获得更多共鸣的却是伯氏关于“国家有机体”
的比喻。
所谓“国家有机体”
，如同人体灵魂和躯体的联系[4]，对梁启超来说，魅力还在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儒家思想系统不仅具备“有机论”
，在追求国家富强方面，经世致用的诉求与德国人的国家理论也相当契合。
在走出传统“文化中国”
，打通列文森（J.Levenson）所说的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之路上，梁启超得伯伦知理助力非小。
辛亥之前的梁启超，思想多变，这一点自有“流质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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