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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激情的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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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论干预政治
“言论报国，遂其初志”
，与很多早期报人相似，报刊在汪康年眼里，一直是干预国政的手段。
问题在于报章虽渐多，却“于时事多未敢深论之，或辄致殃咎，士之欲以言救国如是难也！”
[128]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心理，黄遵宪曾深刻指出，乃是“葸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要，以无事自扰为戒，父兄之教子弟，师长之训后进，兢兢然伸明此意，浸**于民心者至深”
[129]。
经营者角色之外，汪康年没有放弃撰写言论。
他的政论，大体经历“建言改革”
“舆论监督”
到“舆论批判”
的路径。
[130]作为《时务报》经理，汪撰写了13篇言论，数量在报馆仅次于梁启超，不乏精彩之作。
[131]其中《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影响颇大，“其所著论述，变法图存为宗旨，而自强策三篇，尤传诵于人口”
[132]。
《论将来必至之势》一文则甚至被张之洞称为“有报以来之杰作”
。
此后，短暂的《昌言报》言论胆气不减[133]，《中外日报》以时政评论闻名，《京报》将内容分为政论、新闻两大类，《刍言报》则完全以评论为主，基本是一张“言论纸”
。
检视几个报刊。
“评论时政得失为主”
为《中外日报》方针，所谓“出其所得以告当途，并陈其一得之愚”
[134]，严复撰写的政论更是一时之选，该报被公认为立宪运动重要言论中心，常被其他报刊转载，时人喻为“占政界一部分势力”
[135]，也颇得官方重视：“各报多相视以为宗旨，政府亦微视以为从违。”
[136]
创立《京报》的愿望是在首都形成言论中心，《京报》试图向政府疾呼救亡策略，刊登诸如《论吾国为无政府之国》《论偷安为贫弱之原因》《论吾国今日人心之大病》《书越南人巢南子海外血书后》《日法协约之深意警告政府》等文，并发表系列议论支持立宪运动。
《刍言报》系五日刊，时间上无法与日报竞争，言论功用却置于最大，汪康年在第一期小引中称：“耳目所触，时复刺心”
，“姑藉小纸，抒我寸衷”
[137]。
此时汪氏身体多病，却笔耕不辍，针砭时弊。
[138]
对报刊言论的重视和功能之发挥，汪康年颇有自觉和见地，对早期报界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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