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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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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0月4日，王韬从上海搭乘一艘英国邮轮“鲁纳”
号逃离故乡。
在日记中他悲伤地称自己的南下是“窜迹粤港，万非得已”
[52]，来自江南的他对岭南“一身作客，四顾皆海”
的日子并不满意，感叹自己在这里“山赭石顽，地狭民鄙，烈日炎风”
，“无书少读，无人与言”
[53]。
之所以在此恋恋不去，不过是“隐身绝岛，稍远祸机”
[54]。
在这里，他虽得到一份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的工作，从事翻译工作，但开始时他甚感凄凉，对未来悲观无望，似乎余生只能聊自排遣。
[55]
然而正是在这个远离内地的弹丸之地，王韬意外成为一名“历史性”
报人，并为自己赢得了始料不及的社会地位，而那些同时代的众多科举成功者则多被淹没在滚滚历史红尘之中，无声无息。
王韬的报人之路充满了偶然、无奈与被迫，此时，报刊远没有成为一种独立势力，报人也没有被视为值得尊重的社会身份。
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香港，参与其中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地将办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且这个人群还限于与西方有所接触的口岸城市人群，栖身其中的传统士人对报刊及其传播特点、功能并无深刻了解。
但与其他早期报人不同，王韬之所以可以通过办报获得更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强烈的政治参与诉求，持续通过报刊发表政治见解与批评，他开创了国人创办新式报刊持续评论政治的路径，香港则为其提供了新闻自由的保障。
在早期知识人群里，王韬报刊意识较强，这当然部分归因于他对西方新式出版的接触和欧洲亲历。
但是墨海书局的五个中国传统秀才，却并非皆有这种意识。
一个重要解释可能是，其他几位在学科上有所专长，而王韬却属于典型的传统文人或者说“通用型”
文人，只有言论和书写才是后者可以操控的传统“技能”
。
新式报刊符合这种能力的施展，若不是西方人将新的新闻纸导入，王韬这样的人士，未来之路大体可以勾勒：继续痛苦地在考场中挣扎，或成为私塾教师，或成为官员幕僚，或转为商人。
毕竟律师、大学教师、工程师等专业角色此时尚没有兴起，只有“言论”
之能的士人，很多人之所以进入报业，也是选择机会或自身能力所限。
不过他们很快就体会到了这种“文化资本”
的好处，尤其是王韬这样政治参与欲望强烈和具有怀疑主义性格的人，更加积极投入，富有热情，更适应成为一名媒体人士。
近代报刊由传教士舶入中国，迅速为国人模仿。
从一般士人到甲午之后更接近权力中心的精英相继投身其中，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中介和传播系统。
在模仿和自身实践中，早期报人对报刊的媒介权力和功能渐有体悟，开始意识到报刊可为表达和社会放大工具，以达成政治诉求和自身地位的提升。
在此过程中，王韬是一位成功的早期闯入者，报刊对他来说虽仍主要是一个清议和建言载体，不过却成为新式报刊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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