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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政治建言的新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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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本土报人，王韬之所以特别突出，除了开创之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有一套较为全面的新闻观念，而非仅仅投身实践。
诸如新闻时效、报纸功能等，王韬均有自己的理解。
西方报刊的考察和此前香港的中西文报刊，给了他很多示范。
《循环日报》从一开始就在形态、功能上，更为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纸。
不过在王韬的头脑里，报刊最重要的功能却是“上书”
给统治者，他所希望的是政治意见抵达当权者，得到认可或采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言论与体制内的清议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改由体制外一个势小言微的民间人士发出。
出人意料的是，凭借报刊表达的传播与放大，以及香港言论控制宽松所激发的勇气，王韬的言论日渐得到重视，不少意见收到“上书”
之效。
这种报人角色的呈现，首先源自王韬政治参与的热情和长期无以输送的困苦，通过自己掌握的渠道，将其大力抒发。
《循环日报》的出版周期和每天一篇言论的频率，让王韬多年以来对中国政治、社会、外交问题的观察和意见，不仅得以公开表达，并且通过报纸网络和内地报刊转载等后续传播方式，进入官方视野。
这无疑极大地纾解了王韬此前政治参与上的欠缺感。
《循环日报》约八百余篇政论的惊人数量，可见报人胸中块垒之巨。
办报者王韬，不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秀才，还是一名朝廷通缉的“犯人”
。
太平天国覆灭后他一直致力于否认、洗刷自己的罪名，通过报刊“上书”
，以积极、建设的姿态为朝廷出谋划策，显然也有助于这一目标。
王韬的一生，不能不说存在一个“清白”
情结。
一方面，因“上书”
太平军遭朝廷通缉，此后他一直否认此事，按照他的说法，流亡香港只是所谓“奉母避乱，侦贼遭谗”
[16]；另一方面，长期与西方人士合作却诋毁基督教，人们注意到，他将给理雅各等人信件所称的“牧师”
，在出版时改写为“君”
，并对自己受洗之事绝口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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