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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方法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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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国学出现的一个重要景观，还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其方法论阐释的影响方面。
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对以往现代化理论中强调历史发展规律和终极目标的解释传统提出反思性批判，认为历史的演进序列并没有终点可寻，追溯其起源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应把历史过程碎片化，并对其重新加以拼贴，以便击破被强加于历史现象之上的各种“本质性”
规定。
[16]福柯对西方启蒙理性的质疑和对现代化线性发展逻辑的批判，在90年代初也开始波及美国中国学界。
其实早在提出“中国中心观”
的时候，柯文就已经开始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普适性发生了怀疑。
他在70年代就强调：
个人直接经验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史家所谓的“历史事实”
并不是外在的、客观的、界限分明的存在，它首先是当事人记录下来的自己心中的种种经验体会，然后又经过史家过滤，转化成了史家心中的经验体会，因此，史学的任务就是按照个别历史事件丰富多彩的特性重建过去，不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
[17]
在其近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柯文把义和团事件作为历史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意义分离出三个层面分别加以讨论。
柯文认为，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和作为一种相当个人化的经历（包括旱灾与洋人来华、集体降神附体、谣传以及引起的恐慌和死亡），以及作为神话叙述的义和团（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20年代反帝国主义时期、“**”
时期），所面临的解读境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
在柯文的眼里，义和团运动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群体记忆进行文化建构的结果，还有可能是权力运作过程中不同的派别对之进行话语构造的结果。
[18]这与国内学者一贯强调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社会构成与源流追踪，并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的研究途径大为不同，体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后现代取向。
在文化史研究中，艾尔曼也曾经做出把清代历史“碎片化”
的尝试。
他在研究常州今文经学派兴起的原因时，明确否认其与19世纪末康有为进行变法维新时使用今文经学方法之间存在着任何渊源关系。
他指出，那种把常州今文经学视为晚清变法之先驱和源流的看法，恰恰是堕入了“现代化论”
者设计好的圈套，因为现代化的设计者总是把原来毫不相干的历史事实有意串接起来，构成为社会发展的普适目标作注解的若干阶段和环节，从而形成了人为的历史神话。
90年代运用后殖民理论对中国女性进行性别研究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贺萧（CailB.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色情业与现代性》[19]。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CayatriSpivak）曾经这样认为：在现代社会，女人在社会网络的编织程序中，早已被抛进了“次属群体”
一类陷阱。
在这个群体中，女人虽然是自主的，可是在殖民语境内，性别的意识形态构造方式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女性作为对象被观察和解释都深深地植根于当代的权力网络之中，甚至那些寻求妇女解放的知识分子，也是以女性作为受压迫的隐喻形象而折射出了自己的优越感与虚幻般的解放热情。
因此，在如此暧昧混浊的权力烟雾中被熏染过的女人，怎么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有可能在男性浑厚的和声中嵌入一丝女声，也往往会被过滤得无影无踪。
斯皮瓦克对此现象一言以蔽之曰：女人扭曲变态的失语现象。
斯皮瓦克对弱势群体的极度同情，源于西方后殖民时代对自身历史之霸权轨迹的反思意识。
他们对现代线性发展观所进行的刨根问底式的剿伐，曾一度弥漫、波及不同的学术场域，点燃了多处混战的烽烟。
其中“重构沉默之历史”
与“历史记忆的重新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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